孔雀

最后五分钟，终于出现了孔雀，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动物园里，低头耷脑，萎靡不振，又过了两分钟，孔雀开屏了，他们一家人，全都错过了这禽鸟界最虚荣的一刻。正如这一家人各自的命运，都是在机会错失中度过的。

本片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中兄妹几个人各自『中国梦』的一一幻灭，这种幻灭不会让人慨叹命运无常而是让人慨叹社会不公。这是看似安阳这家普通人家的命运，其实也是千千万万被错失机会的中国人的命运。正如片中这家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在当权者的文治武功下，如鲁迅所说，辛苦而麻木的生活，辛苦而恣睢的生活，电影没有给人任何希望，希望看过的人深思，希望从我辈起，努力挣脱，告别这种可怕的宿命。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最后五分钟才点题，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熬到两个半小时过去才杀了人。《孔雀》是顾长卫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却有着《牯岭街》和《一一》一样从细碎中见宏大的史诗气象，可以说不声不响拍的大气磅礴。

2005年，第一次看《孔雀》，少年不识愁滋味，看了一点点就停掉了。如今重看，这部电影真是平民的史诗，国内导演作品中，只有田壮壮的《蓝风筝》差可比拟。

电影讲的故事似乎是故意将时空错乱化、虚拟化，从电视机里放的《追捕》来看，是70年代末（我妈曾许多次和我说起《追捕的》情节和看《追捕》的震撼。），中国刚告别一场漫长的全民癫狂的噩梦，精神正在自我治疗中复苏，尤其是年轻人，导演在处理《追捕》画面时，也颇用心，晃过的画面里，杜秋（高仓健）一遍遍的追问：你为什么要救我？热情烂漫的真由美头也不回的说：因为我喜欢你！

全家人都沉浸在这部电影里，沉浸在对这种大胆的爱恨羡慕里。而整部电影里，真爱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理解没错，老大对陶美玲的爱，张果子对老二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都无疾而终并得不到应有的珍视。

虚拟化的时空里，广播体操，荷塘月色，自由经营的小摊档，同时出现在刚刚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展开的70年代末，同样，在70年代末，老二张静初也不可能奢侈到拿那么多布去做自己的降落伞（这一点，看看她们兄妹身上总是宽大，并且只有蓝裤子白衬衣的妆扮就知道了）这和顾长卫后来导演的《最爱》一样，这种虚拟时空，成为顾长卫的一种风格。

在这个虚拟时空里，历史背景变得更加突出---整部电影的压抑气氛，灰暗色调，麻木绝望的情绪，全都和这个大背景有关：文革，电影发生在文革刚结束的头几年。

全民癫狂的十年，儿子斗老子，学生杀校长，妻子举报丈夫，这些变态的生活持续的太久，几乎改变了中国人的基因，对中国人造成巨大的伤害，需要几代人才能慢慢治愈，治愈的年代里生活的人，成为被历史错过的一代，成为历史车轮碾压下，时代的牺牲品，本片中父亲母亲爱孩子的变态方式，至今都在中国不少地区延续着。而影片里大雨中，中学生集体围殴疑似“耍流氓”的胖子，集体捉弄、孤立同班同学的行为，和做红卫兵的父辈毫无二致。

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酷，互相幸灾乐祸，成为文革后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色调，编剧没有一棍子打死，片中也有厚道人，胖子的冻肉厂同事，就是难得的良心尚存的一个普通人，除此之外，这部电影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没有人格扭曲的人。

作为第五代导演一员，顾长卫因为起步较晚，洗脱了同班同学张艺谋陈凯歌身上那种做作与哗众取宠，他没有像张艺谋一样动不动就活剥人皮弄个满屏红，也没有像陈凯歌那样大冬天的剁掉个手指给大家看，以此来展示中国的某些方面，展示民族的不幸与苦难，是中下表现。顾长卫这种平静之下，一句话不多说的激流暗涌才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顾长卫的电影几乎是刻意避开了残酷画面，如本片中最残忍也不过是胖子在大雨里被人围殴滚成个泥猪，亲弟弟刺向他的伞柄在一声嚎叫中画面戛然而止没有让人看鲜血淋漓，尽管那可能更富表现力，但在我看来，留白更加耐人寻味。

顾长卫尚未褪尽的第五代色彩，也喜欢用『表现主义』的技法，比如立春里的菠萝，本片中的向日葵，自己缝制的降落伞，但比起其它第五代，已经克制很多，几乎不着痕迹。这是自信的表现。

<孔雀>是如此完美的史诗，以至于后面两部顾长卫的作品与之相比只能算是小品了。顾长卫的每部电影都被审查的七零八落，这部电影据说审掉了弟弟作为同性恋的身份（如果照原剧本，就真完美了），而《最爱》已经被剪的变成另一部电影了。导演保留着原片，希望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原片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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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原版剧本，弟弟不是同性恋，只是被一个同性恋老师亲近。剧本删掉了不少场景，编剧李樯想塞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了，顾长卫选择了一些。

《孔雀》之伤


1．

那天是在上海看的《孔雀》，和老马，安妮还有一个韩国的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林大根。和老朋友聊天，和新朋友认识都是让人快乐的事。看完电影时夜色降临，我们走在三月初微凉的街道上，深蓝的天空明亮而温柔，星星在电线的上方细细地闪光。——我想，是因为那天的心情这样愉快，所以我们看完《孔雀》，也会觉得特别好一点吧？在吃烤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小小地聊了几句《孔雀》，说到了在顾长卫的电影中看到的侯孝贤、贾樟柯，老马那天很厚道，说顾长卫长于学习：）。

我承认《孔雀》是带给我一些“感动”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对劲”。尤其在看过电影之后的回想和省视中，情绪退潮了，而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却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2．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与地点设置。时间是70年代，地点是中国外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在这个电影中，这二者又同样被相当地模糊了：并不出现关于70年代的任何口号、标语、歌曲等典型文化符号，地点给人一种南方小城的印象，但人物说的是河南方言。在影片开头是这样一个小段落：一家五口围在走廊的小方桌上吃饭，忽然画外传来了喧嚣的声音，邻里们起身探到廊外去看，弟弟也站起身来，但被爸爸妈妈制止，他们坐着不动，继续吃饭。因此，在这个电影里，重要的不是历史，是回忆，是对人性与命运的追溯与疑问。

如果从回忆的角度说，《孔雀》中一些细节的不够准确就可以得到原谅。比如自行车、裙子、蚊帐、夜宵摊，都得等到80年代才出现，老师也不会在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回忆中，细节总是会被模糊与混淆，渐渐地，它们成为一种审美式的存在。这些并不准确的细节营造出来一种审美的倾向，——一种简朴之中的洁净，一种馈乏之中的期待。女主角张静初长着一张处女的脸，尖细的下巴，眼睑带着一种青瓷泛出的颜色。我想，正是这种倾向打动了人，而不纯粹是过去。

编剧李樯说写一部《孔雀》与命运和解，这个剧本里有他的经历与经验，因此有着一些真切的地方。比方姐姐渴望当一个伞兵，她在征兵站里遇到一个认识的军官，因此平添了骄傲与希望，在来打听消息的那对姐妹面前表现出藏不住的自矜，这都很自然，但是到姐姐在当兵的希望破灭后，缝制了一个降落伞，在自行车后飘扬——就已经从现实主义过渡到一种表现主义了。从现实主义的细节与感受出发，引领出了一种共鸣，但这个情节却没有在现实的层面上延续，而被提升到一种象征层面，这是这个电影在情节处理上的方式。最明显与最结构性地，表现在结尾的一家人去动物园里看孔雀。

但这种方式要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能否奏效，本身是让人质疑的。姐姐拖着降落伞在街道上骑过，这个画面还是动人的。因为里头包含着的那种情感力量与审美力量，对于这个情节的可行性考虑就会被忽略。它逃逸出了现实，虽然依据比较薄弱，却还是让人愿意接受，可以接受。但姐姐的降落伞被青年工人拿走，她想要回降落伞，很干脆地脱下裤子时，这个情节就有些让人不知所措了。而青年工人面对此情此景，居然拿起枪冲着灌木丛打了一枪，就将这个情节彻底地引向了生硬的符号象征与理论解释。——它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订制出来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强调细节，并以细节的感染力为基础的电影中，引入的这些象征性段落，并不是从细节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强加下去的。——因此我认为，这些象征性段落有某种粗暴之处。尤其当现实主义的段落与表现主义的段落不能融合时，象征成为一种解释，实际上是把二者都庸俗化了。这个剧本中的两个部分，是来自于生活本身与来自于艺术教育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情节出现，而编剧不具备足够的表现力对之加以完整的展现，让它自身呈现出充分的意义时，他从他所受的艺术教育，找到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加以解说。而这种隐喻因为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内在的脱节，往往只呈现为一种形式上的深刻。而这种深刻，由于其实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仿拟，而有着内在的贫血。

举例而言，姐姐和弟弟在哥哥的杯子里下了老鼠药，这个情节本身有着一种真实的残酷性。但在母亲杀鹅的段落里，一种抒情性的东西盖住了原来的情节，这个段落独立出来，是有它的审美价值的，但是放在整个电影中，它显然是生硬的，强加的。而片尾的看孔雀的段落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看似深刻的理解，但事实上，它只是做出了一个理解的姿态。

这种“理解的姿态”，我认为是电影在编剧上的根本问题。当他叙述这三姐弟的成长经历时，他有着真切的痛苦体会，其中有无奈，也有自私，有诚挚的梦想，也有势利的手段。但由于梦想被抽象化，被纯洁化了，成为一首咏叹调的主题，那么反而割裂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将之设为两个简单的对立项。因此，矛盾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姐姐弟弟与爸爸妈妈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而忽略了在人物内部，现实的取舍与梦想的追求是怎样纠结在一起，使这二者都有不那么纯粹的质地。——在一种将带有艺术色彩的梦想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人物在生活中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的，而编剧明显对这种倾向并无警惕，而抱持着某种认可。因此，当现实与梦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两败俱伤时，他不能提供真正的同情，而只能寄望于一种象征主义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3．

在看《孔雀》之前，已经先看到许多对《孔雀》的赞美之辞，因此对这个电影，也许抱着一种过分的期待。在看完电影的讨论中，又看到许多对《孔雀》严厉的质疑之声。以至在试图对《孔雀》做一个简单判断：它是一个好电影还是一个坏电影时，感到一种奇怪的困难。

回到这个电影的内容上去，它通过一个三段式结构来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个姐弟的命运。如果说有一种“命运”存在的话，姐姐是一个主动的，对命运有着种种设想，并且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人物显得有生气的话，正是这两个极端，让人看到理想与现实可能存在着怎样的奇怪关系。她有天赋的艺术气质，正如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怀抱着自己的梦想，她对生活反而生出了疏离的心，她也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梦想，在实在不能接近的时候，她还能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达成审美的安慰。只能说，这个女孩子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与普通人有多么大的差别，她想参军，想当伞兵，有着浪漫主义的因素在里头，也有着更多的现实因素。但是她的道德观倒是比较特别的，——起码，她有着一种直面梦想，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态度。于是与一种更为普遍的压抑与虚饰对照起来，她身上倒有一种透明与生气。但是在一种狭隘的生活范围里，姐姐也渐渐失去了她所有的动人之处。这个人物有着相当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是世故的，一方面非常自我中心，另一方面有着她的勇气。——在三个段落中，关于姐姐的这一段，其实是最为真实与矛盾，也最能引起共鸣与感动的。弟弟与姐姐相比较，则要被动得多，这是个有点蔫的男孩子，又没有遇到一个理解的、宽和的环境，青春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残酷的，而且是卑下的，他有限的天资与能力都不足够他与环境抗争，而他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了一个 “废人”。关于弟弟的这一段，据说因为剪辑版本的关系，没有充分的表达。

在《孔雀》中，姐姐与弟弟的关系是很好的，而爸爸妈妈则更偏爱稍有弱智的哥哥。因为弱智，这个哥哥有着一种宽厚的待人态度，就算是那些嘲笑他、鄙视他的人，他也不能体会到种种嘲笑和鄙视，而依然对人宽厚。电影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乡下来的瘸腿姑娘做妻子，他似乎过上一种最安稳、最安心的生活。

这个简单的人物分析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个电影的好坏，并不在于它表现了一个怎样的人，而在于他是如何表现的，再进一步说，他的表现达到了哪个程度。这就与一个创作者的能力，以及态度，是相关联的。而《孔雀》让我迟疑的是，它对这三个人物的表现，都似乎是客观的，但事实上还是以编剧对人物的理解为基础，而这种理解却给电影带来了“不对劲”的地方。姐姐是被赋予了大部分认可的人物，但是这种认可，却忽略了姐姐身上本来的矛盾性，因此，反而削弱了这种“梦想”的质感，——而显出了虚弱的质地。也许姐姐的梦想，本身是有其虚弱性的，但编剧的问题，却在于他展现了这种虚弱性，却没有深入的省视，而流于一种浅薄的追怀。弟弟的那个部分，如果与贾樟柯的《小武》对照着看，可以看出《小武》是保持了一种力量的，而弟弟却显得零散而疲沓，其中还有着一些对于无能为力到卑琐暗淡的生活的，某种奇观性的炫示。

在这种情况下，编剧把向着另一个方向的“理想”放在哥哥的身上时，就显得太轻巧了。如果说与命运的挣扎最终都归于沉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安定的东西可以建立在一种取消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上？即便对于怀有恶意的人，哥哥也以善意回报。但是在现实之中，这种东西要成立过分困难了，为了推进情节，在《孔雀》里，哥哥的智力水平显得起伏不定，有时非常弱智，有时又有相当复杂委婉的想法，使得情节也显得别扭。哥哥的视觉形象，使这部分内容有一种直接的象征意味，但是其中的逻辑，还是经不起推敲。

4．

在分析《孔雀》的问题时，我主要是从故事的，剧本的角度上说。对于《孔雀》这个电影来说，编剧的地位显然相当重要，他的感受与思想是贯彻在电影之中的。而顾长卫，作为导演，为《孔雀》提供了一种风格化的影像语言。

《孔雀》的叙事方式与影像语言，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侯孝贤以及贾樟柯。作为第五代导演创作队伍中的一员，顾长卫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没有脱离第五代的趣味倾向：对于“历史”的爱好与对于“形式”的爱好。《孔雀》虽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还是有着历史的设定与一种史诗式的叙事方式。只是这已经是一种变体的史诗，宏大话语转向了个人话语。而形式上的爱好很明显地表现在对画面美感的纯形式追求上：比如楼顶的一片白被单，门口的两个倒立的孩子。

在第五代的叙事法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扬弃，当侯孝贤、贾樟柯式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叙事法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关注之后，他们反过来影响了第五代，但是对于《孔雀》而言，很大程度上，它只得其形，未得其神。一种真正的深入现实，在现实中感受，并去现实中寻找根源与答案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而《孔雀》中的现实，太沉迷于对细节的复制，结果，它走向的是怀旧与感伤，而不是更深入的对现实的观照与理解。

即或再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抛开，在电影中体会更为抽象也更为普遍的人性与命运，体现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可能出现的美与恶。那么，70年代不妨被理解为一个象征，象征着物质与精神的馈乏，人更馈乏反省的主体性——因此，这些美的地方与恶的地方，也表现得更为袒露。而无论如何，人又总是在一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如何在一种“日常性”中表达这些东西，则是《孔雀》可以不同于第五代，也不同于第六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做得完整而深入，只是以一种平面的象征作结。

最后，把《孔雀》放在当代电影史的角度看，判断它是不是个好电影是另一个问题，却可以看得到对于一部可能的“好片子”，形成了有什么的审美要求与审美期待。第五代与第六代某种程度的综合，再加上审查制度与电影节制度的影响——产生了《孔雀》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也不算太不好，但是，它更象知道“好电影”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把力气过分放在了，怎样显出象是个“好电影”的样子。

    片子开场一小半儿，一家五口在那儿砸煤球，没人说话，似乎各自想着心事，但动作协调一致，看得出来，还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就是突然哗啦啦地下雨，不算大，但足以毁了那堆刚砸好的煤球。一下子，刚才那个沉默却和谐的气氛就全乱套了，妈妈跑去拿塑料布，老爸忙着在煤堆边上垒砖头，两个儿子在屋檐下傻站着，哇啦哇啦地吆喝……但很快，一家人就都那么傻站着了，碰到这种事，大家谁都无能为力。可突然，姐姐走进了雨里，跨过煤堆的时候，还重重地摔了一跤，屁股上弄得都是泥，她倒呵呵乐了，有点狠狠地、神经病似地跑开了。
    当时我就忍不住跟黄老师说，哎，我说，这一家人怎么净干这“泡汤了”的事儿啊？是啊，这一家人是真够倒霉的，从大姐的倒霉算起，哪个都像上辈子欠了老天爷大债了。

    1、姐姐
    三个孩子里，活得最明白的就是这个姐姐，可她就是要倒霉，凡是她的梦想，就一定要被摧毁。她碍着谁了？她没碍着谁，她就是生不逢时，她赶上的那个时代，不如现如今张静初赶上的这个时代能容人。
    河南安阳有个空军基地，所以70年代末还有伞兵，就是这些潇洒的女伞兵闹得，姐姐老想着飞，飞出这个小城，飞出这死气沉沉的家。姐姐是个聪明人，她和招兵的军人同志打乒乓球，还偷家里的钱想给人家送礼，她是豁得出去的，但她毕竟不如胖姑娘的姐姐狠，那位姐姐后来成了那个军人同志的老婆。所以，去当伞兵的不是姐姐，而是胖姑娘。
    如果说这算姐姐的第一个重大人生挫折，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贞。姐姐和果子在小树林儿里究竟有没有发生关系，曾经是我和黄老师争论的一个课题，我倾向于他们没干，因为没必要，但是从这个女人的性格来看，黄老师的肯定判断也许是更犀利——他说后来果子跟姐姐说过一句话很可揣摩：你以为我真是流氓呢？不过，虽然我听后有过动摇，但目前我们还各持己见，因为我觉得，姐姐在小树林里脱裤子那个动作，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个动作说明这个女人已经在精神上放弃了贞操，她不在乎了。还有她拖着降落伞，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猛High的时候，被他老妈当众打断，然后是在家里强行脱了裤子打针。她作为女人的那点天真、梦，还有自尊，完全被打碎了。不过她也没有就那么跟果子好上，而是有预谋地找了个文工团拉琴的老头，她甚至还带着弟弟去享受这个“干爹”的爱护。老头很不幸，顶不住单位和家里的压力自杀了，究竟死没死不知道，但他的子女却找上门来辱骂、殴打姐姐，这场戏精彩极了，尤其是还配上凶悍的河南口音。最牛B的是，对方打完人撂下一句“狐狸精！”然后扬长而去之后，姐姐一言未发，继续埋头刷瓶子，这时候她身边的工友默契极了，一齐沉默着刷瓶子，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集体的这个冷漠、冷酷的“心理素质”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好，1977年，往前推十年，就是那十年的经历锻炼出来的，必然。
    这之后，姐姐几乎绝望了，她随便嫁了个人，没几年就离了。姐姐最好的几年青春就干这个了，白瞎了，彻底白瞎了。
    几年后，已经是80年代了，姐姐又遇到了那个军人同志，在大街上，姐姐突然就精神焕发了，好像当年那个骚动的魂魄又回到了这具躯体。她毅然决然地穿过马路，来到那男人面前，万分幸福、万分骚包地对他说：我就知道，你会一直爱着我。可是，人家已经不记得她是谁了。
    随后的一场戏（就是姐姐蹲在菜摊上，极度克制地哗哗流眼泪的那场戏），虽然拍得很紧（我的意思就是还可以稍稍松弛一些，像《爱情万岁》那样，不要意图太明显），但却给姐姐这个人物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这个人物彻底立住了，她成形了，可信。

    2、哥哥
    哥哥的故事最有趣，但说实话，没什么意思，主要的功能倒不如说是衬托了其他几个人物，特别是妈妈和哥哥的那个瘸腿媳妇，当然还有弟弟。
    哥哥的狡诈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关键，何以见得呢？你别看这厮在外面孙子似的，回到家那是一大爷，分糖块，121颗，他最后能拿一大半。这家伙是真傻吗？他确实有点傻，但是也并不完全傻，所以姐姐让果子揍了人，他就立马带着烧鸡去慰问，精明得很。这个胖子，至少在两样事情上是绝对不傻的，一个就是对人际关系的经营，一个就是食，这个食不防放大一点，也包括色。讨媳妇这个事儿，太说明问题了，他在纺织厂门口看上人家陶美龄了，回家就给他妈使计策，就是猪八戒最擅长的那种：激将法。这还不算，他自己也很有方式方法，摘那么一大朵向日葵，我的天，那放在今天也是很浪漫的一个人啊。可惜，天鹅肉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得手，胖子的爱情终于还是失败了。
    相亲相到的这个农村姑娘，和胖子实在是绝配，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可以经营胖子的女人，她的手腕甚至比胖子他妈都厉害。没有她，胖子定不会学会那生存下去最关键的一招：自私。对付来借钱的无赖，胖子的办法实在令人佩服，这绝对是大智慧。
    哥哥的故事里有一段惊心动魄的谋杀场面，这场戏也是这片子里的大亮点之一。它涉及到一个共谋的问题，就是一家人要不要达成默契，干掉傻哥哥这个累赘？弟弟买了耗子药，姐姐发现了，倒在了地上，父亲在门口看见了，却选择了沉默。只有母亲，她采取了一个极端但有效的方式，教训了自己的家人。在饭桌上，她专门选在饭桌上，让一只大白鹅喝了毒药，然后全家人看着它毒发、挣扎、抽搐、扭曲着死去。这一家人的关系，实在太不健康了，但是，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都是符合逻辑的，是有一个源头的。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这片子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席者，就是文革经验，它是解释所有事件的关键，它才是77年这一家人遭遇的不幸的真正根源。

    3、弟弟
    据说弟弟的故事是被迫作了大手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弟弟本来应该是个同性恋。需不需要让弟弟变成同性恋我不管，问题是现在的改动让这人物有些前后不搭。虽然基本上也解释得通，但就是别扭，尤其是他成了一个甘愿吃软饭的人，怎么会？
    弟弟的自尊是这样一点点被毁掉的，先是长期的被忽略，长期的，非常长期的，这个你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想象。然后是姐姐的遭遇，因为姐姐的两个梦想先后被击碎的时候，他都在场，一个是伞兵事件，一个是干爹事件。在这个家里，他最可亲近、可信赖的就是姐姐，因此姐姐的挫折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挫折。这之后，还有胖子哥哥在澡堂的口吐白沫事件，在这个家里，他顶着很多无形的压力，而别人却从不在乎，甚至最亲近的姐姐，也利用他，利用他去买那令他难堪的《性知识手册》。
    接下来的事件更严重，傻哥哥来送伞，让他很没面子，哥哥“耍流氓”，让全校围殴，他也被株连，情急之下，他居然干出了用伞尖捅哥哥这样混帐的事。这个时候，这个家里最小的男孩的心理事实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想到的是，随后还有一连串的打击。为了挽回面子，他请果子冒充民警大晴天来送伞，这是个典型的饮鸩止渴的小把戏，果然，第二天当他兴冲冲地吹着口哨来到教室，迎来的却不是尊重和崇拜，而是全体同学的羞辱。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这意味着，他被一个集体除名了，唾弃了。之后是另一次唾弃，被女人的唾弃，他跟踪对他貌似有好感的女同桌，得到的却是对方更冷酷的嘲笑。这几乎是他回到安全集体的唯一稻草，但是也覆灭了。
    学校这个“小社会”抛弃了他，没想到回到家里也是一样。在“暗杀”哥哥未遂之后，母亲残忍的惩罚手段割断了他和母亲交流的可能，然而父亲，竟然是一个更加不可理喻的男人。这之前，这个男人几乎总是沉默的，看起来似乎是个厚道、老实的男人，万万没想到，当这个男人发现自己最看重的小儿子画的一幅女性人体之后，竟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了，这个暴怒的男人甚至对着屋外大喊：邻居们，快来看哪，我家出了一个流氓！这一次，弟弟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他只好离家出走，离开了这个城市。
    80年代以后，当他带领自己的女人和这个女人的孩子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对父亲的仇恨依然没有熄灭，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对父亲的挑衅。但是，他自己也在这种丧失了尊严的生活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报废掉了。

    4、爸爸和妈妈
    爸爸和妈妈在文革的十年中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那一定是可怕的经历。妈妈处理事情的果断、凶狠和不择手段，恍惚还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影子；爸爸呢？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的父亲，原本也是个有着暴力倾向的人吧。
    这些被扭曲的人格，很可能获得了某种可怕的遗传。

    5、孔雀
    最后，那孔雀终于开屏了。父亲和母亲没有来，但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都来了，却也没有一个能等到看见孔雀开屏，这就是顾长卫想说的，那个时代的人，没赶上好时候。可是，谁能赶上好时候呢？孔雀确实开屏了，但大多数时候，面对我们的不是它美丽的羽翼，而是它那不怎么雅观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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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原本讲的，恰恰是理想的重生，但是重生就意味着一定要先幻灭，然后才能重生。”——顾长卫

“天远难穷休久望，楼高欲下还重倚。”前半句也许可以对应《孔雀》，后半句仿佛在说《立春》。导演顾长卫如是阐释自己的两部作品：“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它禁锢着所有人；王彩玲的时代，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了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姐姐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
《孔雀》的片头，沉浸于手风琴中的姐姐全然不顾壶中烧开的水，正是虔诚信徒的形象写照，梦想是避免发疯的迷药，价值是拯救灵魂的直觉。姐姐的心在自由的天空，跳伞的意象如此丰富，伞兵因此成为她一生的最爱；与干爸一起拉琴跳舞的时候，你看尝尽孤独滋味的她饮鸩止渴般的眼神，仿佛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成为一场狂欢。如梭伦所说的，神只是叫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张静初的脸有着这个角色所需要的难以调和的戾气，但姐姐绝非对现实一无所知，她懂得置办烟酒以疏通渠道，她知道笼络局长司机以达到现实目的——但，从看到满载伞兵的军车离去的那一刻起，姐姐已经对现实背过了身，个体决然告别了普遍性和稳靠性而完完全全地活在了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而那个长得比姐姐都秀气的弟弟却只是“沉默得像个影子”，羞涩是回避自我之外的本能，懈怠是不堪俗世负重的悲观。知道“和跳伞有关”要用钱的他可以倾其所有地帮助姐姐，自己却仅限于隔岸观火中望梅止渴，姐姐已经让他看到了理想主义者所有的冲锋陷阵、以及头破血流。在处事太过老到的母亲与性格太过鲜明的姐姐的衬托下，“隐遁”的父亲与“智障”的哥哥让弟弟在强烈的恋母/姐情结中无法自拔，缺失的食指正是其阉割的隐喻（片中删去了同性恋的情节）。在同学面前丧尽颜面、喊着“他不是俺哥” 的弟弟用伞头全力刺向了哥哥，同样残忍的镜头在送礼场景中重现：看着被狗吠吓到踉跄失态的父亲，他报复式地大笑不止。弟弟仿佛是全剧最软弱的一个人，却在全家人（除母亲外）“合谋”毒死哥哥的行动中担纲了执行者的角色，这已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弑父/兄”。和姐姐目的不纯的婚姻一样，结婚不但成了弟弟提前退休的捷径，更成为他恋母情结的归宿——如年长他许多的妻子所抱怨的“以前养一人，现在养两人”。
片中的父母皆是世俗力量的化身，母亲是爱，父亲是法或理性（片头吃饭时命令被喧闹声吸引的弟弟“回来”、以暴力制服了姐姐的绝食与妄想、以及赶走了保存人体画的弟弟），爱与法合谋将理想主义扼杀至穷途末路，姐姐却是不为世俗所动的人，撕下了所谓的爱之幕纱与整个世界对抗，她明白“爸妈只喜欢老大”——哥哥真的是傻子么？他既知道为了撇清“俺妹子多管闲事”拿烧鸡赔礼道歉，懂得用言语激将母亲为自己提亲，攒下香烟待喜子借钱时一报还一报——不，哥哥只是放大了的现实主义者而已，老老实实地安于蝼蚁之生，拒绝神话，躲避崇高，智障是自私、冷漠与贪婪名正言顺的保护伞。林肯说过，也许上帝是喜欢普通人的，因为他造了那么多的普通人。

如果说弟弟像哈姆雷特，姐姐则像堂吉诃德——在人生最绚烂的“开屏”那一刻，自行车就是她的驽骍难得(Rosinante)，她的飞蛾扑火与一意孤行，只献给超出人物以外的某种永恒理念的信仰——杜尔西内娅只是一个名字，并不实际存在。看到真人版堂吉诃德的果子由衷发出“他娘的”的感慨是五体投地的惺惺相惜，夺伞不还是为了表达好感，姐姐却以殉道者般的决绝姿态脱下裤子，让他无路可退——就像姐姐找果子摆平事端的时候他反问的“在你眼里我就是个流氓？”——姐姐才是真正不可救药的亡命之徒，哪怕抛弃现实性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人性的丧失。弟弟则缺乏姐姐那种“流氓”到骨子里的勇气与持守信念的刚毅(manliness)，过度的反省与权衡伴随着从行动到思想的撤退、从世界向自我的逃离，生命成为虚无的祭品——“爸妈都说，人这一辈子太短了，可我却想一觉醒来，已经六十岁了。”姐姐从容燃烧，弟弟却只能苟延残喘，殉道与超脱同作为自杀的变种，正如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不是为饿而饿，只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片尾幻灭的青春是燃烧殆尽后的灰烬，动物园里的孔雀依旧迟迟不肯开屏，姐姐告诉女儿“爸爸老家漫山遍野都是孔雀”——仿佛她被问之失踪弟弟的下落时幻想的“俺弟弟当海军周游世界”，以及见到了落魄的梦中情人却告诉弟弟这是“一直爱着我的人”一样，她一直生活在别处；弟弟则一如既往地无所谓：“反正冬天孔雀也不开屏”。然而——用顾长卫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也不忍心最终孔雀不开屏”——和解安慰也好，自欺欺人也罢，孔雀终究还是开屏了。裴多菲说过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编剧李樯是这样定位《孔雀》中如安阳般在七十年代的中国遍地都是的小城的：“就像是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孔雀》所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却让观众感受到了作为时代囚徒的人们一边生活其中、一边建构囚牢的悲怆，用艾WeiWei的话说：“《孔雀》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电影，顾长卫把这个最难的题材控制在一个最低的层面去表现。”
同样是对“多余的人”的描摹，顾长卫有着比王家卫更沉实的姿态，以及后者所没有的、热血的温度——这是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任殷红汩汩流下的温度。而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正像顾长卫所说的那样：“我永远都不会向现实妥协，但我不如姐姐圣徒般执着；我也有现实功利的东西，也会有狡猾的时候，但我不如哥哥；相对于弟弟那样的勇气，以及他的消极面，我也没彻底地做得像他那样”——同样的痛苦就像阳光，落到了所有人的身上，然而，“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


附：

吴宇森：我哭了，它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的生活。这批国内演员真的太出色了，我很喜欢张静初的表演，很自然，有张力，完全没有表演的痕迹。

姜文：我看过《孔雀》的剧本，但我知道我导不了，我知道有人导这个本子一定比我好，这个人就是顾长卫。老顾的这部作品我看了两遍，非常感动，《孔雀》在国内公映时，我还要进影院看第三遍。

田壮壮：这个剧本其实已经写好六七年了，但始终没有拍成，但是顾长卫把这样一个好的电影作品完成了，这样的作品，只要完成就是成功了，就会一直流传下去。《孔雀》让人很震撼，看过之后我很惊叹。

焦雄屏：《孔雀》的婉转细腻和诗情横溢，让我又哭又笑。这里面有成长的梦，有现实的无奈，也有不堪回首的中年梦碎。最可贵的，是在一片虚假和装腔作势的中国电影中，拍出了真情，拍出了你我可能都能忆起的不光彩和维持尊严的痛苦。

影片对于三个年轻人的性格刻画可谓独具匠心。五口之家的姐姐是一个对未来怀着憧憬的女孩，她拒绝平庸生活，在她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激情，枯燥的现实生活难以满足她萌动的梦想，一个个的梦在心中滋生，却又一个个地失落，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因此跟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然而梦想的破灭让她失望至极，仿佛生命就此委顿，所以她想通过绝食来对抗绝望带来的痛苦，影片一个片段展示姐姐骑着自行车拖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神采奕奕，灿烂的像一朵绚烂的花，反映她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她热爱生活，对音乐爱好，本来以为找到一个知音，将这位忘年交认做干爸，然而也好景不长，她的干爸因为不被人理解而自杀。影片开始不久姐姐在门口过道里练琴。镜头中间的姐姐穿着白色的衬衣纯真素朴、专心的拉着手风琴，右侧不远处还有位老者坐在昏暗的房檐下呆望着远方了无生气，而画面左侧姐姐身旁的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壶里冲出弥漫在空气里，壶盖被顶得啪啪作响，姐姐停下手中的琴向水壶望了两眼，最终还是没有动，继续拉琴。这样一个静止的长镜头，表现出姐姐对日常百姓柴米油盐生活的不啻和对艺术理想生活的向往痴迷，姐姐的性格与命运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姐姐不得不屈服于生活，在她决定结婚的时候，就是她决定回到现实的开始。尽管心里还藏着对爱情的梦想，然而多年后，她又在街上认出当年英姿飒爽的情人，而此时的情人同样变成了和平常人一样猥琐，也认不出姐姐是谁？那个年轻军官嘴里吞着包子推着单车慵懒地埋没在人群里时，姐姐对爱情的美好回忆顿时就毁灭了。在挑西红柿时，她竭力压抑自己的感伤痛苦，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对美好回忆的失落、青春流逝的痛楚和对时间改变一切的无奈！在小镇的上空时常出现伞兵的身影，能够成为一名从天而降的女兵成为了姐姐心中最强烈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她独自前去报名参军，甚至不惜运用各种手段拉进与征兵负责人的关系，并私自用母亲的生活费购买了送礼的烟和酒。可惜她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烟云，眼见着新兵们热闹地离去，姐姐只能失魂落魄地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坐在窗台上，遥望着蓝天，眼看着梦想的远去。宁静的小镇不再允许姐姐有任何的梦想，为梦想而编织的降落伞被母亲毫不留情地扯断。姐姐不再抗争、不再幻想，如所有普通人一样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座标，嫁个好丈夫、换个好工作成为她生存的目标。姐姐是个为了梦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物。许多人求之不得想进幼儿园当阿姨，她却毫无挂念，只因自己不喜欢。可是，她到底又喜欢什么呢？恐怕连自己都不清楚吧。想去参军，也只是对伞兵一见钟情而已。沧海桑田，红艳艳的西红柿，让姐姐难掩泪水，水果摊的水果可以时时常新，但物在人非，导演象征化的手法表现主人公对自己失去青春的惋惜和命运的叹服。姐姐一方面是一个抗争者，同时也是一个逃避者，她在托儿所里不安心工作，是在逃避这种毫无激情的生活；她想当伞兵，也是用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来逃避现实；到后来她为了离开药厂换个工作，匆匆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人，这更是一种逃避。姐姐不停的逃避眼下的生活，总以为逃开了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是，这种逃避根本解救不了她，看不清人生的她注定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