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秦始皇规划了统一的蓝图，但改革冒进使得民心背离，苦不堪言。最终秦国在六国的反扑中分崩离析。

汉高祖接手了一个国困民艰的贫弱天下，决定卧薪尝胆，采用“无为”国策来修养身息，和亲政策安抚匈奴。

惠帝，文帝，景帝继承国策，七十年坚持隐忍，发展民生，平定内乱，储备力量。

汉武帝步步为营，锐意进取誓要击败匈奴，夺回汉帝国因和亲赔款而丢失的尊严。 先是独尊儒术，引导锐意进取的民意。后用四十年的艰难战争，北夺取河套，西取（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使得民族凝聚，后患永除！ 在耗空积累了七十年国库，天下穷苦，国家摇摇欲坠的境地下，仅剩民心的汉武帝幸运地获得了完完全全的胜利。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六国，划定蓝图。

汉武帝承七十载累积，剿灭匈奴，疆域永安。

在前前后后百余年的各类改革下，几代人心向往之的大一统理想，终于由秦始皇起手，汉武帝收笔完成了这一幅强国图卷， 伟大帝国崛起与复兴，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努力，徐徐图之。

就像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百年计划！

该剧的历史选材角度，是介绍我国国家制度的形成过程的，原本是个挺好的文史探索题材，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对今天“以法治国”很有借鉴意义。

可惜编剧作者对这一严肃的历史题材，文史方面太过浅薄，以至于文中所述的文史知识硬伤太多，沦为用扭曲的历史观说教宣传洗脑了。

略举两例，说说该剧的文史硬伤：

一是竟把西汉初期至中期的“黄老之学”，说成是“无为而治”，以此给儒家涂脂抹粉为“有为政治”。

这明显没有涉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黄帝四经》与《老子》两部典籍——这才是西汉“黄老之学”的构成。

《黄帝四经》说的是法学与法制；而《老子》则是在老子的《道德经》的基础上再集体创作而成，说的是道德化的人民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内容。

从世界文化史的沿革来看，这两部典籍甚至是世界性的“民主与法制”起源，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英美“普通法系”的形成。

在西汉，也使个个皇帝都有深重与浓厚的“重民思想”，西汉制度也就是既民主又集中的“韧性制度”，与秦朝的“刚性制度”有了重大的区别。

该剧对这类制度学的基础知识几乎不曾研究，却仍用文革前的儒家史观去做“宏大叙事”，硬把“黄老之学”说成是“无为而治”，就算扭曲了西汉这个伟大时代，也将我国才是“民主与法制之源”的桂冠，拱手相让予老外了。

第二个文史方面的硬伤，就是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硬是提前到汉武帝，可能是想说西汉中期的国家辉煌，是汉儒创造的吧？

这就不顾历史事实了，连儒家自已也不敢认这个账（看看儒家自已怎么看“汉儒”，就明白了）。

实际上，董仲舒是在武帝治下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假，但董仲舒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法学方面的，远未及能影响汉武帝的整个文化方略的地步，这个不赘述。

汉武帝之所以让儒家走上前台，主要是出于“繁荣文化与文化繁荣”的考虑，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得很清楚。所以汉武帝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大批被秦始皇焚掉的前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被抢救。

儒家之所以走进太学，成《五经》博士，就是要抢救、搜集、整理这批前期经典，连孔子的《论语》都说是长期在夹墙藏着，趁那会形势好，赶紧献出来的呢。

事实上，汉武帝对“黄老之学”的坚持，是毫不动摇的，而且一手将其推向了高峰与体系化。连国家搞宏观经济，也用那部《九章算经》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制度最为完整、完善、体系化的时代。

所以各方面事业才得以健康与良性循环地蓬勃发展起来。

“汉制”，也就成了后来的“汉学”的最重要部分，流传于海外，成为他们“民主与法制”的源头。

那什么时候才真正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汉书·元帝纪》，开篇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叙述。也正是汉元帝解散了著名的汉制，实行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来，西汉才从中期，转为“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