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立春》现在成了一只熟烂的猪头，任谁看过都要拣一块来说说，因为口水太多，不免让人有绕道而走的想法，不想再上去多添两口唾沫，成为口水火锅。顾长卫很成功地《立春》搞成文艺青年哀悼晚会，听者伤心，闻者流泪。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里面出现了一个标签化的人物，王彩玲。我甚至想象，她将成为文艺青年的新代表，“今天你彩玲了吗？”，“你还王彩玲呢？”都会迅速成为新流行语。

别再说什么梦想陨落，现实残酷，天才夭折，实际上，你彩玲了吗？并不是文艺青年的理想化道路，而是另一个血淋淋的绞架，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被文艺界糟蹋了吗？

整部电影王彩铃除了受到过周瑜发自肺腑的感慨外，就是在不停地被糟蹋，被老太太们被邻居们被文艺界的领导们，前两种糟蹋都不足以摧毁文艺青年，虽说艺术来自民间起于生活，但清高的爱好者们绝不跟大众为伍，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圈子的肯定，来自核心的颔首，这对他们来说，大于一切。

所以王彩玲一定要弄个北京户口，健康的姑娘剃个光头扮癌症去参加歌唱比赛，黄四宝每年都去考次美院。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坐着一样的美梦，一朝功成名就万人景仰，谁能想到除了运气好的有后台的，其它全是万骨枯。

电影圈那个腌臜劲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像焦大跳脚骂荣国府，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干净。据说正经人家绝不会送姑娘进去，凡是里头混的也尽是潜规则，有人恶毒地爆某个明星，从灯光剧务一路睡上去。知道江湖险恶，然而不知道有这么险恶。

再说文学圈，是不是干净点？其实我也没深入进去呆过，就在外围走了一圈，已经被臭水脏了脚。最恶心的就是各路编辑，找你的时候通常说得千好万好，稿酬优厚，回报且丰，一送了稿子马上像肉骨头打狗，一去不回。好不容易过了半年碰上一回，讨好着说是不是能发稿费。你千万别想有什么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奇迹，这些编辑通通已经变了嘴脸，商量好的稿费起码扣了一半，才拖拖拉拉打钱过来，很多从此销声匿迹的也不少。要想想文字写手是个多么庞大的团体，几年前王朔参加了一次网络作家颁奖会后说：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会因为鞋子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口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我告诉王叔叔，您说的这时代现在已经来了，您真是先知啊，现在别说大师，想拿文字挣钱，都已经很苦很苦了。

另外的画画圈，音乐圈，我枝叶不够蔓，没打听过，但是泛出来的黄水想必谁都闻过臭。

同学们，你能经受住糟蹋吗？你有无穷精力无尽金银，供你投身文艺界么?

没有就该跟王彩玲们一样，该卖羊肉卖羊肉，该早点洗洗睡就洗洗睡。想拿文艺当饭吃，谁知道文艺是架更快更利，更让你心碎心死的铡刀呢。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我无法接受某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国影片。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辩驳本身有点无聊，毕竟，他们不相信王彩玲，不信任顾长卫，就算生活中真的有王彩玲这样的异类，那也是该被关入疯人院的坏家伙们，是百年不遇的偶然现象，与“真正的生活”无关。如果我说“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他们会认为我也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他们不听。

可是，哪怕在不赞成王彩玲个人的情况下，我依然为她流泪了，为每个人心里的王彩玲。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难听了便是偏执、妄想症，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自视过高。生活中真要有这样的女人，她们该是令人讨厌的一群：不爱正眼看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一些半真不假的谎话来自欺欺人，高傲的态度与卑微的境地落差之大直叫人笑话。影片中王彩玲的歌剧当然是唱得好的——在那个小城市里；但真好到惊世骇俗可以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程度么？我看很不见得——北京的剧团不收她，除了市场条件所限，八成也是因为实际上与她水平类似的人太多，她并没有多么令人惊艳的突出成就。比较王彩玲出世的偏执，同样为社会所不容的边缘人，同性恋舞蹈教师胡老师就表现得更为入世：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弃对舞蹈的艺术追求，他愿意当一个平凡的舞蹈教师而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具有王彩玲的偏执，不过他的偏执是要被一个还不能接纳同性恋的社会当作普通人来接受，而王彩玲是要被社会当作高人一等的艺术家来赞扬，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王彩玲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影片细腻刻画这些社会黑暗面而不满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比较社会环境的外因，其悲剧人生更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是她个人无法摆正自己人生位置的无所适从。而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青年也好，文学青年也好，甚至什么“文”也不占的小老百姓，自视过高与平凡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人生悲剧的根源。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么开天辟地努力改变外在环境，要么就修身养性陶冶豁达的情操。不管做到了那一样，成功的人我们都佩服，但失败了的，尤其是影片中表现极端又执拗的王彩铃，大多数人给予的就只有鄙夷，甚至连怜悯都要吝啬，不肯分出一点点。

我不是王彩玲，除了在叛逆的青春期，似乎也从未偏执于某件事情；但当王彩玲柔柔的叙说春天湿润的风从而自己为自己感动的时候，我的心却不得不为这个样貌丑陋的女人柔软起来；而当她无比悲愤的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高歌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失恋般抽搐起来，我也想随着她放声大哭，这情绪来得真是强烈又激荡。我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对梦想与理想或短暂或长久的追求吧，也许我们也都曾经为了梦想的破碎而在黑暗中独自哭泣或者自怜自怨吧。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曾经幻想过当商人，经济学家，作家，甚至爵士歌手。我知道每当我满怀激情写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双腿发软站到舞台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轻晃的时候，那都是我内心里的王彩玲在歌唱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叫王彩玲，遇到不如意后终于向生活低头之际也是王彩玲，直到我们叹出一口气最后终于跟自己妥协，那一刻也还是王彩玲。电影最后的片段“献给王彩玲”，我觉得顾长卫绝不是要为王彩玲的行为高歌或为她开脱，那只是一种对逝去的青春与被埋葬了的时代的最终祭奠，虔诚得近乎一个朝圣者面向麦加的顶礼膜拜。在晦暗压抑的现实之后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让影片突然充满了无限温情，这样的处理一下子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在化作泡沫之际依然痴想着王子的幸福，令人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同时，我发现顾长卫在刻画这样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说不上有多么美好的女人时，竟然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同情，但比较《孔雀》之时偶尔的做作与急躁，《立春》从头到尾镜头都稳健有力，缓急有序。顾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充满自信的使用了大量“第三只眼”视角的长镜头，而人物面部特写这样突兀的主观镜头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仿佛在某个角落远远的暗中偷窥一样，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比较《孔雀》中较为单一节奏的叙事手法（除了傻子弟弟的片段作为调剂），《立春》中加入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辅线人物，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娱乐瞬间，比如胖子周瑜用王彩玲的裸体油画向兄弟母亲索要封口费的片段，再比如文艺青年黄四宝从深圳回到小城开了婚姻介绍所被人追打如丧家之犬的片段等。长镜的“慢”完全演化作人物性格的细节塑造，同时搭配上叙事中的高低起伏，《立春》长而不慢，稳而不闷。

即使破开电影拿出每个片段来独自祥解，它们的手法也都扎实可靠充满力度，有的甚至还拥有十分巧妙的留白，着实令人赞叹。比如王彩玲回到农村父母家过春节一段中，她清早起床，披着一件碎花罩衣走到门口站在门槛前看年迈的老母亲放炮竹，蒋雯丽的妆是疲惫而苍老的，但她的神情中有种自然的活泼与欣喜，她独自站在破旧的门框中，仿佛早春的明信片一样动人；随后镜头转到王彩玲母亲身上，老太太双手高举着竹竿，竹竿一头的炮竹劈劈啪啪直响，背景是灰扑扑的旧砖墙，土地上满是爆竹崩下的碎红纸屑。老太太扭回头来看女儿，一个逆光的镜头，满脸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从这个片段开始，影片的基调正式进入“立春”，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多年不变要迈向云端的固执挣扎，开始接受现实，努力融入平凡而琐碎的社会生活。王彩玲母亲放炮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要是杨德昌来拍，肯定要啰嗦上一小会儿；但顾长卫稳住了，片段里人物没有一句废话，一切滋味都沁在画面里头，让观众自行咀嚼回味。这种稳扎稳打的手法，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磨，该留白便绝不啰嗦，简直让人没法不由衷佩服——从态度到技术到影片整体的运筹帷幄。当然，蒋雯丽对王彩玲的生动刻画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一环，这一对夫妻搭档还真是琴瑟合鸣齐头并进呢。如果顾长卫能够保持《立春》中的严谨态度，在下一部影片中继续发挥他出身摄影的长处，不急躁但也不冷静得过火而忽略叙事节奏，我想他的态势便是惊人的，甚至可说是直奔大陆导演一哥的位置而去了（姜文同学必须要努力喽！）。

也许可能我太过欣赏《立春》的技术层面从而不自觉的加入了很多对人物的个人感情进去吧，但我真的真的很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她的别名叫青春。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

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

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

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

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为到哪儿去？我为啥是我？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