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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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艳·《秉爱》：两个女人的生命交歌

《秉爱》：长江边的女人的故事

学经济出身的冯艳告诉我们，她以前真的从未想过拍纪录片。

早年怀着做一名学者的梦想，期盼着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冯艳来到到日本求学。20年前的冯艳拥有的似乎是我们想象中留学生应有的那种生活，直到某一天，纪录片击倒了她。

与纪录片的不期而遇是在1993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随朋友同去的冯艳毫无抵抗力地折服在小川绅介的影像之下。如今，冯艳回忆起那次偶遇，仍觉得，冥冥中命运对人生的某种“拨弄”，实为神奇。从此，经济学博士生冯艳，拿起摄像机，走上了纪录片之路。

而与“长江”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隆隆启动，随着搬迁的开始，三峡周边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冯艳带着摄像机来到这里。“一切都与想象的不一样。”生于城市，长时间在国外求学的冯艳，原本想象农民离开生生世世生活的土地，定会满怀悲伤。但事实却是，大多数人是欢喜的。三峡工程计划已久，对于计划中将被淹没的区域，国家早就限制投资与开发，贫穷成了此地居民无法摆脱的命运。冯艳后来终于理解，漫长的贫穷后，终于可以离去，当然带来喜悦。带着摄像机在三峡“游荡”，冯艳经常被人当作记者。认识秉爱，也是因为手中的摄像机。“那天，我正在拍摄，突然有个男人来找我，说他们就要离开家乡了，很舍不得，问我能不能从江对面拍一个村子的全景给他。我说可以，他就把地址写在了一张烟盒纸上，给了我。这是秉爱的丈夫。”后在去拍另外一户人家的路上，冯艳看到一个妇女提着猪食桶迎面走来，看到她就说：“你就是那个记者吧？走，到我家玩去！”这就是秉爱。

如今完成的纪录片《秉爱》，跨越8年的拍摄时间。在片子的开头部分，1995年的秉爱还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健康少妇；而2002年，仅仅7年后的秉爱，时光已在她脸上雕出了岁月的痕迹。家周围一片荒凉，邻人都已迁走，只有秉爱还在坚持。在水位上升、断电、不得不搬的巨大压力下，秉爱越来越喜欢向冯艳倾诉。

“其实她并不是一直跟我说搬迁的事情。因为我就住在那里，他们家的所有情况我都清楚。她更多地跟我说的是当前生活以外的事情，她的过去，她的梦想。”20多年前父母做主，把秉爱从山里嫁到了江边，只因为江边比较富裕，劳动的工分是山里的好多倍。秉爱在婚前从未与丈夫单独相处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赌气嫁过来的”。

秉爱也有过爱情。那是多年前同村的一个男孩，和秉爱相爱，两人曾一起偷偷溜去看电影。却因为男孩子家太穷，秉爱父亲坚决反对，每次出去约会，父亲都叫弟弟妹妹一堆人跟着，不让她和那个男孩子见面。这时只有哄着弟弟妹妹：“哥哥和姐姐就说几句话……”当年的乡村，虽然也有人选择了私奔去逃避强加的婚姻，但秉爱没有。作为家里的长女，顾及着父母的尊严与弟妹的未来，秉爱选择了服从。

丈夫身体不好，性格强硬的秉爱，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但是秉爱很自尊，从不在别人面前抱怨丈夫，“他这样病弱，若我都不把他当人，别人就要欺负。我不能让孩子们在外面抬不起头来。”秉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后来，儿子成了村里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孩子。

冯艳：纪录片导演的苦与甜

对于冯艳，与长江结缘后十几年来的纪录片拍摄，改变了她的生活。在回国之前，冯艳曾为日本电视台做纪录片节目，和著名的NHK以及日本关西电视台都合作过。但一触碰三峡，其他的一切就放下了。“拍摄农民，真的感觉很温暖。”冯艳回忆道，在三峡拍摄期间，自己就住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而且老乡分文不取。心里很想感谢他们。但是又不能给钱，于是冯艳就时常买些生活用品、柴米油盐回过去送给老乡。老乡欣然收下，交情渐浓。

秉爱一开始并不是冯艳的主要拍摄对象。但是在村里朋友不多的秉爱，很多事情憋在心里，无法倾诉，于是就爱找冯艳说话。有时冯艳在别人家拍摄时，秉爱女儿过来找她：“我妈叫你过去。”冯艳就过去，原来是秉爱想她了。冯艳拍摄秉爱，也是一个融入秉爱生活的过程。秉爱一个人担起全家的生活的重担，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冯艳就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并在秉爱不经意间拍摄下许多故事。

而与此同时，在生活中，冯艳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零频道专业纪录片制作&制片人训练营上，冯艳笑称，现在自己的主业是“孩子她妈”，拍纪录片是副业。在家庭中，冯艳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送10岁的女儿上学，晚上要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父母年迈需要悉心照料，女儿放学回家需要辅导功课。往往只有女儿睡觉了，她才有大段时间真正能静下心来做纪录片。当我们对冯艳长期以来凌晨2、3点才能入睡，早上七点又得起来送女儿上学的生活感到惊叹时，冯艳只是温和地笑着说：“习惯了就好。”从她的笑容里我们读到一个忙碌而幸福的冯艳。

录音：两种效果 两种意见

谈到技术，冯艳坦言自己并没有专门学过电影，对技术并不精通。在拍《秉爱》时，冯艳一直只使用摄像机的自动挡拍摄，录音方面也没有使用过外部麦克风，都是倚靠摄像机自身的录音功能。直到去年底，冯艳第一次带着助手和外接麦克又来到三峡，开始探索新的录音手段，研究纪录片的录音问题。

之所以会对声音的效果特别留意，是因为许多意想不到。冯艳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版《秉爱》的音效师是给贾樟柯担任音效师的张阳。张阳在做《秉爱》的混音时，曾感叹这样原汁原味的声音很让人震撼。比如村民大会这个片段，张阳认为冯艳用随机麦克录制的声音非常有现场感，并说自己有机会，也要试着这样录一回。

去年，《秉爱》在西班牙Punto De Vista 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了国际竞赛单元大奖，也让冯艳特别吃惊。因为获得第二名的影片是用胶片拍的，技术堪称完美无缺。但是电影节评委会全体成员看完《秉爱》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致决定把大奖给《秉爱》。评委中，有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罗金斯基等非常资深、专业的人士，他们为《秉爱》的原生态和粗糙生砺，感到震撼和惊讶。而在日本山形电影节上，日本已故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录音师菊池信之也评价说，《秉爱》中没有经过加工的原生态的声音，特别有紧张感，让人意外。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同的看法。在山形电影节现场，小川绅介从前的一名副导演评价说，《秉爱》很不错，就是声音方面有点说不过去，山上风声太大，很多地方有破音现象出现。而早在《秉爱》做后期剪辑时，就曾有过不止一位专业人士建议，要把这样有“破绽”的地方除掉。

《秉爱》在国际上引起的这许多有关声音的讨论，让冯艳很意外，也由此对纪录片的声音问题产生了兴趣。其实早在对《秉爱》做后期剪辑时，冯艳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初的版本是冯艳和一位法国剪接师一起剪的，很多有“破绽”的地方都除掉了。例如，《秉爱》中最后一场戏是冯艳偷拍的，当时在山上，气氛非常紧张，冯艳心砰砰直跳，拿低摄像机，身体在不断抖动。随着冯艳一起抖动的摄像机录下了当时充满激动和紧张情绪的声音，极具现场感。这些在第一版中是没有的。虽然这个版本非常“干净”，对于冯艳，现场感没有了。因此，《秉爱》定稿的时候，冯艳将这些片断又加了回来，“虽然风大得惊人，几乎连人物说话的声音都要盖过，但它却恰好地反映了当时现场的紧张气氛。”让冯艳意外地，拥有各种声音“问题”的《秉爱》在国际影展上获得了好评。

07年底，冯艳带着助手回到三峡继续拍摄秉爱和其他的三位女性。这次，她们带着外接麦克，做了一些录音试验。经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冯艳现在觉得，艺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自己也反对唯技术论。“中国的导演拍纪录片，没有必要跟在人家后面追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你所想表达的内容。我不是否定技术，而是想说，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够喧宾夺主。若有足够的资金和设备的支持，技术上做得好一点，达到更高的标准是应该的，但是一定是在不失去内容本身的力量的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力量光有美，是不行的。”

未来：《长江边的女人们》

冯艳历时近十年拍摄秉爱一家，秉爱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去年，冯艳还把秉爱接到北京来小住，让从小生长在乡村的秉爱体验了一把大都市的生活。

将于2008年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有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会放映纪录片《秉爱》。主办方非常希望到时主人公秉爱也能到场，与观众交流。冯艳把这个消息告诉秉爱后，秉爱特别高兴，因为她自己也一直想知道观众们的看法。

冯艳笑着说，出来了一趟的秉爱，现在也有了些小小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变得比以前“小女人”了。秉爱的个性非常“硬”，以前冯艳都经常跟她急。在家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秉爱做主，但看了纪录片后，秉爱也许是注意到了一些自己以前在忙碌的生活中从来没留意过细节，亲口跟冯艳说：“其实你熊大哥（秉爱丈夫）也挺不错的。”

秉爱特别喜欢片子结尾那一段：她和丈夫坐在江边，江船经过，船上正好传来歌声。秉爱反复让冯艳给她放，因为她觉得特别浪漫。冯艳说，那时，秉爱的丈夫穿着一件别人送他的西装，由于没有钱剪头发，头发特别长，跟艺术家似的。当时，冯艳就要离开三峡回家了，秉爱和丈夫想送她点什么，又没有钱。于是秉爱丈夫就爬到树上去摘了些去年采摘后留在树上的橘子，两人一起坐在江边剥给冯艳。在一旁的冯艳就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

07年底，冯艳又来到三峡看望他们。来到秉爱家附近的一个旅游景点，秉爱主动提出请冯艳给她和丈夫拍一张合影，并在照相时主动拉起了丈夫的手，弄得丈夫怪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冯艳挺惊讶的，因为在之前，当着自己的面，秉爱和丈夫从来连手都不碰一下。后来，秉爱的女儿悄悄告诉冯艳：“妈妈去北京以后，看见城里人都拉着手，也试一把。”这次接到中德文化交流活动的邀请，秉爱也是先告诉了丈夫，征得了他的同意，然后再打电话答应冯艳，甜蜜地说：“你熊大哥准我去。”让电话这端的冯艳乐不可支。

纪录片改变了冯艳的生活，也改变了秉爱。纪录，似乎已成为一种状态，像一泓江水一样，流淌在两人之间。

在拍摄秉爱的同时，冯艳也记录下了和秉爱同样是居住在长江边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听冯艳讲述她们的故事，我感到，她们的人生也是充满了苦难和悲伤。社会的不公、突如其来的变故、亲人的离去，所有与命运无常相关的一切符号，都存在着。但是，最显著的，却是她们的坚韧，这也是这些长江边的女人们共同的特点。在这些与土地相关的故事里，我感到中国农民承自土地的那种温暖的坚强和韧性，如脉搏一般有力地跳动着，支持者他们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在他们的路上，有愤怒的呼喊，但更多的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地面对。

就在几天前，《秉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奖，又为冯艳赢得了荣誉。如今，冯艳正着手《长江边的女人们》的剪辑，准备把秉爱和这些女人们的人生和命运，也加入到纪录片中来。而秉爱一家，还有那些住在长江边的认识冯艳的人们，一旦有什么事，都会马上联系冯艳，新的拍摄素材也源源不断到来。

对于冯艳，纪录，已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冯艳《秉爱》放映：中国背景下的土地情结

一片废墟中，张家的小屋孤零零却执拗地矗立着。在和动迁干部们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讲述着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早报记者 黄小河 实习生 董牧孜

纪录片女导演冯艳，每年都要回到三峡库区。19年来，从未间断。

冯艳第一次到三峡库区是1994年，她用摄像机记录了张秉爱等4个移民的生活。5年后，冯艳将其中一个女人的故事剪辑成纪录片《秉爱》，获得了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

“秉爱是中国农村女人的一个特例，个性突出。”谈到纪录片《秉爱》中的主人公张秉爱，冯艳说。

这部拍摄完成于2007年的纪录片《秉爱》，讲述了三峡水利工程113万移民中一个很不起眼的故事。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全部重担。

当三峡建设不断推进时，村民们在一轮轮动迁中搬离，张家成了村里的钉子户。大坝即将截流，没有分到应得的建房土地，张秉爱守着钉子屋不肯离去。一片废墟中，张家的小屋孤零零却执拗地矗立着。在和动迁干部们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讲述着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9月21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的纪实电影的非营利青年组织——“瓢虫映像 (Pure Movies)” 在位于上海哈尔滨路的河岸艺术空间放映纪录片《秉爱》。

“张秉爱是我所遇到的被拍摄者中最慢热型的一位。她开始给我讲述个人的故事，是在我们相识了8年之后。”在《秉爱》定稿时，冯艳发现秉爱的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她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在影片放映前，冯艳告诉早报记者。

冯艳比“秉爱”小一岁，出生于天津，1984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赴日留学，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环境经济学博士时第一次接触纪录片。

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日本山形电影节，电影节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我是在没有一点儿免疫力的情况下，与小川绅介的电影相遇，一下被纪录片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之后，她将《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翻译成中文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同时也开始了她的纪录片实践。

现在，冯艳正在做纪录片《长江边的女人们》的后期剪辑。“这部片子会比《秉爱》更宏观，关于女人们的命运它呈现了各种人不一样的选择，还有年轻一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当下中国农民的群像。”冯艳透露，此片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完成剪辑。

库区里太穷，人人都想逃离

东方早报：很多人是从你翻译的书《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小川绅介著)认识了你，它也成了中国第一批民间纪录片作者的枕边书。对于你，这本书意味着什么？

冯艳：1992年、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对纪录片的认识和如何拍摄，我从这本书学到很多，它对我来说是一本具有启发意义的入门书。

东方早报：小川式纪录片对你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

冯艳：是，现在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剪辑，这些年我回味的时候还会想到书里说的一些话，但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拍纪录片，更多体现在拍摄方式上。比如，拍残疾人时他们会下意识隐藏自己残疾的手，小川式的纪录片对待别人不愿意展示的东西不会去揭人伤疤。而日本“鬼才导演”原一男(Kazuo Hara)的“动作纪录片”则完全不同，他端着摄像机闯入对方禁区，来谋求相互间的理解、谅解。纪录片有很多方式，小川只是其中一种。

东方早报：一开始去三峡，是不是想拍一部中国版的《三里塚》？热爱土地、有精神追求的农民？

冯艳：(笑)没错！一开始特失望，因为大家对于建水库这事儿特高兴，建水库能拿到几万块钱，还能移民到城里。后来才明白，那里实在太穷了，人人都想逃离。

后来我才意识到去三峡寻找那种热爱土地的农民是不现实的，因为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土地是公有制。国外农民热爱土地，哪怕有上亿的补偿款也不走，因为是私有制，他们有很强的私产意识，而且他们确实能说了算，他们的土地受宪法保护。比如日本的成田机场，一户人家不走，第二条跑道30年没建成。

东方早报：张秉爱说过，“什么都不能把我从土地上赶走”。《飘》中的郝思嘉觉得，“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很多人会把秉爱和郝思嘉联系起来，她们都有浓重的土地情结，你怎么看女人和土地的关系？

冯艳：秉爱和郝思嘉，都是心很高、特别想把控自己人生的人，可现实太多不如意。郝思嘉失去家园，被瑞德抛弃，唯有土地不背叛她；秉爱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婚姻和孩子都不能掌握，孩子长大了有自己想法。我觉得秉爱对土地的感情是因为土地是她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掌握的东西，土地不言不语的，种什么长什么，特别可靠。

东方早报：为什么她又是“很偶然的爱惜土地的女人”？

冯艳：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爱惜土地。如果秉爱觉得土地那么好，她会使劲儿地让儿女也留在土地上，但秉爱还说过：“以后我决不让我的孩子靠土地生活！”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背景，土地不是自己的，感情也不一样了。

东方早报：其实许多农民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已经被割裂开了，眷恋土地的怀旧情结和想象式赞美大多来自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这种“原生态”，但并不了解或不愿意承认“原生态”之下的贫穷与逼仄，你怎么看这种错位？

冯艳：没办法，这种幻想和错位永远存在，除非城里人都做农民去、农民都到城里来。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需要时间去发现和适应。我觉得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城里人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农村人很自然地有一种自卑感，这特别可怕。

东方早报：第二期移民搬迁完毕后，一片废墟中，只剩秉爱家的小屋，孤零零地，但秉爱“还是要生存的”。你觉得秉爱最后坚持到房子被淹掉才搬离的支撑是什么？土地的依赖？还是对外迁的恐惧？

冯艳：我觉得对外迁的恐惧更多些吧，也是那股犟劲儿上来了，她想争取更好的生活。其实我感觉那些话是因为有摄影机的存在她才说出口。

东方早报：有趣的是很多看片子的人，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看到这一幕就觉得秉爱寄托了他们的理想，把秉爱的人格升到一定高度。

冯艳：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医生，她举报医院腐败而被“待岗”，当了400多天“走廊医生”，在采访中她说“我不是为了高尚而活”。 我觉得特别感动，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或者怎样，首先为了自己而活，秉爱就是这样。有些知识分子不接地气，包括很多搞评论的人，他们没接触过生活，有几个像费孝通那样做调查、写东西？连锄头都没摸过，也敢写三农问题？

我不是要为“女权”做什么事

东方早报：张秉爱上过高中、爱总结经验的农妇随口说出许多哲言式的句子，让观众觉得非常惊艳。私底下，你们之间有没有未被镜头记录下来、却让你终身难忘的片断？

冯艳：好多好多！秉爱天天就往外蹦句子，我想什么时候弄个“秉爱语录”出来。(笑)比如她说“一斗米的仇人，一碗米的恩人”， 意思就是在我特别困难的时候你给我一碗米我也记你一辈子，我有钱有势的时候你给我一斗米我都不待见你。农民的俗语特别有味道、经琢磨，可能因为秉爱特别善于传承吧。

东方早报：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漏掉过的镜头？后来如何发现的？

冯艳：当然也拍到过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的事情。比如我跟拍移民搬迁，晚上拍了领导吃饭、唱KTV之后，我打车去找那些移民，奇怪的是一路都找不到，最后车灯一遍遍扫过去，才发现他们全在黑暗的野地里吃饭。

这是一段连续拍摄的画面，前几分钟还是领导们在KTV里打情骂俏唱情歌的场景，接着就是移民们被扔在野地里吃饭。我一次次回放这个镜头，特别想哭，因为两种生活的对比太强烈了。

东方早报：你曾说过小川绅介的一句话是你的座右铭，“拍摄纪录片，其实是在拍你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自从介入秉爱的生活后，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关系出现危机时，你是如何挽救的？

冯艳：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什么危机。秉爱太孤独，也是个清高的人，她挺爱找我聊天，老让孩子叫我去她们家，一起去田里干活。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但我毕竟是拍摄者，总免不了小心谨慎，怕破坏了我们的关系。

东方早报：拍摄时太贴近了，是不是也不好？

冯艳：(秉爱)肯定有烦的时候，但不见得是对摄影机烦，可能是跟丈夫吵架了，这种时候拍摄者就要拉开距离，或者不拍。

东方早报：你曾讲过你给秉爱看了最后的成片，她非常喜欢，很多人也捐款了。纪录片影响改变了被摄者的处境，好的结果能抵消纪录片的原罪吗？

冯艳：我觉得根本就是两码事。就几万块钱帮她盖上房子，那点小恩小惠根本就抵消不了，秉爱不还得自己活吗？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捐助者个人带来了慰藉。这个片子让秉爱得到一些好处，但远比不上她能在摄影机面前展现她的生活和困境，把隐私拿出来给大家共享，我觉得秉爱这点特无私。相比之下，我从秉爱这里拿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她得到的那些，根本没法相提并论。纪录片的原罪永远是有的，每个作者应该永远记着这一点。

东方早报：和秉爱一家还有联系吗？他们家的房子盖起来了吗？

冯艳：一直有，我们现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好。秉爱的房子盖起来了，秉爱现在过得可高兴了，她有了两个猪圈。(笑)

东方早报：你的拍摄对象大多数都是女人，我觉得你更想抓住中国农村女人身上的某些特质。

冯艳：对。后来很多人给我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可是什么叫“女权主义”我根本不懂，所以我完全无意识地在做，并不是要为“女权”做什么事。

《秉爱》：沉淀出活着的苍凉与自信 —— 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 （节选）

作者：刘洁系

刘：说到拍与被拍的关系，我想起一个典型的实例。一名新闻记者在大雨天守着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口，连续抓拍到一个路过的骑车人陷落、摔倒时情景。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呼吁公共设施建设应该完善、公共道德建立应该加强，尽管他拍得生动、逼真，可是他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责骂，于是他陷落在一种悖论之中——如果他提醒了行路人，事情就会改变了方向，他就抓拍不到照片；如果它要抓拍到照片，那就得昧着良心等人陷落……说这件事，是想问你，在这种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之间，你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悖论的时候？

冯：遇到过呀，这件事让我很痛苦。小川曾经质问：先做人还是先拍片？我当然选择先做人，要不然我会难受一辈子。秉爱跟我从来没提过经济上的要求，2002年我再去拍片的时候，吃住在他们家，我便主动买米、买面、买酱油什么的，毕竟我给他们造成了一些生活负担。一次锄草的时候，秉爱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跟我说，儿子昌文高中快毕业了，但是1600元培养费还没有交。我当时没多想，顺口就说得给孩子交，如果不让毕业，考不了大学怎么办！我说完秉爱就沉默了。我突然意识到她没有钱。

刘：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

冯：是啊。当时我特别犹豫，因为我给她1600块钱，这很简单，这不是问题。可是秉爱是这么自尊的人，这么多年来她不太配合我的拍摄，老说拍这些有啥用，也就是不太顺我的拐，这也使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劲儿”。如果给了她钱，解决了她的难题，她也许会配合我的拍摄，但她身上那股“劲儿”还能保持吗？这样我拍到的东西还有意思吗？其实这犹豫里有我的私心在。想来想去，我决定：如果她再提钱的事儿，哪怕不找我借，我也马上拿钱给她，但她没有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她。不管当时给不给钱，我都欠他们的，拍纪录片的人，真的都欠着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