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2005

   我相信，《孔雀》一定能成功地煽到一部分人。但遗憾的是，《孔雀》能做到的，似乎仅仅限于煽情，而离顾长卫本想达到的深刻，还距离很远。
    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第一次去拍电影的人选择这样一个剧本，因为讨巧。无论作家或是导演，他们试图开始去描绘自己理解的世界，第一次，总是选择和青春有关的题材。然而为什么要说青春，时下消费青春这个概念的不仅仅有郭敬明，还有一些貌似站得更高的人。青春这个题材，太容易引发同情，这种同情可以成功地置换成对作品的赞美，而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高度，引来关注、思考。
    片子分为3部分，从同一个场景分别引出对姐姐、哥哥、弟弟的描述。姐姐和弟弟都被导演试图塑造成以个人对抗外在、以理想对抗沉闷、以青春对抗磨折的青春戏样板人物，其故事的进程也大约遵从固定走向：一开始是鲜活生命，有着斑斓的理想，但生活不平，压过来不可抵挡的同质化过程，最后屈服、放弃，然后在片子的最后哭。而哥哥由于角色的设定是傻子，所以有幸免去为青春残酷做代言的机会，很踏实的讲故事，曲折处不承担见证的作用，反而充满了张力，是片子最好看的部分。
    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创作叙事型作品他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怎样讲故事？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主题”，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内容”，第三个问题之于电影，核心在于“镜头风格”、“叙述进程”。《孔雀》就单段来说，是传统的、叙述型的，其进程符合时间顺序，也就是经验的、煽情的。但是从整部电影来说，由于导演有着讲述“平民史”的野心，所以把时间线索打乱了，但这种打乱并没有使得人物的性格、遭遇更加独立、私人化，反而使得在一开始，由于对整个环境缺乏介绍，姐姐这个人物极为让人费解，没有做到给观众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况且，通过对个人的塑造去完成对于年代、生命状态的表现，导演更是明显的缺乏掌控能力。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表明了导演想在自己和作品之间保持一种观察者、记录者的距离，但导演的克制态度仅仅表现在使用这么单调的表现手法上面，内容却很高烧，充满了创作者粗暴的臆想和企图操纵观众情绪而不得不依赖的矫情。
    选择弟弟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又太文艺了——文艺得可笑。从电影本身来看，看不到弟弟对于生活有何体验、有何自觉，却拥有了全能视角。倒叙，回忆，包括“逃离了我出生的城市”、“隐秘的生活”，这样的台词，对于一个编剧，其轻浮、散漫、粗糙都不见得创作上下的苦心。
    顾长卫的采访里说，当电影开始拍，故事开始继续的时候，故事于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自行发展。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孔雀》里看到导演是如何扭曲故事本身的发展。哥哥这段故事本身的生命力在最后被导演粗暴的制止纂改了，原本哥哥的性格中的自私、贪婪在结婚之后奇迹般被温情、宽容代替了，这只能说是导演降神谕。
    在一片对《孔雀》的褒扬中，唯一名副其实的是对于70年代氛围的塑造，而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成功唤起人们的怀旧并不能代表在艺术成就上也同样成功。

影片对于三个年轻人的性格刻画可谓独具匠心。五口之家的姐姐是一个对未来怀着憧憬的女孩，她拒绝平庸生活，在她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激情，枯燥的现实生活难以满足她萌动的梦想，一个个的梦在心中滋生，却又一个个地失落，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因此跟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然而梦想的破灭让她失望至极，仿佛生命就此委顿，所以她想通过绝食来对抗绝望带来的痛苦，影片一个片段展示姐姐骑着自行车拖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神采奕奕，灿烂的像一朵绚烂的花，反映她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她热爱生活，对音乐爱好，本来以为找到一个知音，将这位忘年交认做干爸，然而也好景不长，她的干爸因为不被人理解而自杀。影片开始不久姐姐在门口过道里练琴。镜头中间的姐姐穿着白色的衬衣纯真素朴、专心的拉着手风琴，右侧不远处还有位老者坐在昏暗的房檐下呆望着远方了无生气，而画面左侧姐姐身旁的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壶里冲出弥漫在空气里，壶盖被顶得啪啪作响，姐姐停下手中的琴向水壶望了两眼，最终还是没有动，继续拉琴。这样一个静止的长镜头，表现出姐姐对日常百姓柴米油盐生活的不啻和对艺术理想生活的向往痴迷，姐姐的性格与命运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姐姐不得不屈服于生活，在她决定结婚的时候，就是她决定回到现实的开始。尽管心里还藏着对爱情的梦想，然而多年后，她又在街上认出当年英姿飒爽的情人，而此时的情人同样变成了和平常人一样猥琐，也认不出姐姐是谁？那个年轻军官嘴里吞着包子推着单车慵懒地埋没在人群里时，姐姐对爱情的美好回忆顿时就毁灭了。在挑西红柿时，她竭力压抑自己的感伤痛苦，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对美好回忆的失落、青春流逝的痛楚和对时间改变一切的无奈！在小镇的上空时常出现伞兵的身影，能够成为一名从天而降的女兵成为了姐姐心中最强烈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她独自前去报名参军，甚至不惜运用各种手段拉进与征兵负责人的关系，并私自用母亲的生活费购买了送礼的烟和酒。可惜她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烟云，眼见着新兵们热闹地离去，姐姐只能失魂落魄地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坐在窗台上，遥望着蓝天，眼看着梦想的远去。宁静的小镇不再允许姐姐有任何的梦想，为梦想而编织的降落伞被母亲毫不留情地扯断。姐姐不再抗争、不再幻想，如所有普通人一样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座标，嫁个好丈夫、换个好工作成为她生存的目标。姐姐是个为了梦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物。许多人求之不得想进幼儿园当阿姨，她却毫无挂念，只因自己不喜欢。可是，她到底又喜欢什么呢？恐怕连自己都不清楚吧。想去参军，也只是对伞兵一见钟情而已。沧海桑田，红艳艳的西红柿，让姐姐难掩泪水，水果摊的水果可以时时常新，但物在人非，导演象征化的手法表现主人公对自己失去青春的惋惜和命运的叹服。姐姐一方面是一个抗争者，同时也是一个逃避者，她在托儿所里不安心工作，是在逃避这种毫无激情的生活；她想当伞兵，也是用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来逃避现实；到后来她为了离开药厂换个工作，匆匆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人，这更是一种逃避。姐姐不停的逃避眼下的生活，总以为逃开了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是，这种逃避根本解救不了她，看不清人生的她注定是个悲剧。

◎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
　　
　　《孔雀》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孔雀开屏固然美丽，但是露出来的是屁眼儿。

　　对于成年人来说，残酷的事情往往都源自于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孔雀》的残酷就来自于这种回忆。比如我上边儿用的“屁眼儿”一词，这对成年人来讲不过是个粗糙的词汇，但是对于某个孩子来说就可能是一种伤害。
　　
　　（红红注：我在讲一个严肃的故事）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个同班的孩子把一个扣子塞到了自己的肛门里，他可能认为金属的扣子会随着大便一起排除出体外，所以就没有向阿姨汇报。那个时候我每天最担心的就是犯错误，“犯错误”在我的童年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小孩儿犯了错误就要受到阿姨的批评，经常受到阿姨批评的孩子就不是好孩子，不是好孩子的孩子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就不是孩子，不是孩子的孩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当时我总有一种想要轻生的念头，因为我经常不知不觉的犯错误。我童年时期的终极理想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所以我不惜出卖朋友，就是那个把扣子塞到自己肛门里的孩子，我向阿姨汇报了这一事实，并特别强调了“屁眼儿”这个词。我的本意是想告诉阿姨这次这孩子是把扣子塞到了肛门里，而不是像上次一样塞进了鼻孔里。为了区分肛门和鼻孔的位置不同，我大声的向阿姨强调了“阿姨！是屁眼儿！屁股眼儿～～！”。

　　按照我现在意识观念分析，就算我立功心切也不会把屁眼儿这个词这么大声地喊出来。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个女孩的话，我决不会看一个女孩子干这种蠢事儿，但是当年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我看了。这本身就是一件错误的事儿。这种汇报简直无异于自杀，我在向阿姨说明我是个复杂的孩子。复杂比错误更要命，所以一个孩子一旦被认为是复杂的，那么他除了用自杀来挽救自己的灵魂，别无他法。

　　弗洛伊德将个体出生后至性成熟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了几个阶段，其中一个阶段就是肛欲期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力比多（弗氏将性欲本能的能量称为力比多）从口部（上一个阶段是口欲期）下移贯注于肛门、直肠区的活动。这时候孩子可从排便与控制大便潴留中获得快感，即肛欲满足。此阶段的孩子对自己排出的粪便很感兴趣，时常给予玩弄（即俗语所说的三岁的小孩吃粑粑）。但是很遗憾，我幼儿园的阿姨当时并没有听说过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所以他们不认为这件事儿是孩子心理发育时期的正常反应，而把它看作一件很复杂很龌龊的事情来看待。更严重的是这个女孩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还有一个合谋，或者是唆使者在旁边。（我小时候的样子很不体面，尖腮小眼儿一幅很奸诈的样子。）
　　
　　后来这个女孩被带到了医务室，撅着腚趴在床上被一群大人掰着屁股足足扣了半了小时才把那枚口子弄出来。那个孩子被疼得吱哇乱叫，这一切被在门口罚站的我亲眼目睹。当一个阿姨松了一口气说出来了时，另一个阿姨说了声看看还有没有了。这时我伤心的流下了眼泪，并不是为了我即将被阿姨视为复杂和流氓，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个好孩子而居功自傲。我的眼泪是为我的朋友流的，我深深地同情她的遭遇，被一群大人围着扣屁眼儿不但很疼，这还是一件十分羞耻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为此我很内疚并强烈的感到了一种负罪感。这件事说明每一个孩子都有一种向善的理想，像我这样的孩子也有，所以我不惜出卖朋友。只有这种理想被大人打碎时我才肯自干堕落，所以说孩子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为大人说的错误本身就是个错误！

　　阿姨们扣完了屁眼儿就来扣我了，这里我特意把自己作为一个本体（屁眼儿是喻体）。我想说明的是那个时候我在阿姨们眼中就是另一个屁眼，因为我唆使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在自己的肛门里塞进了一枚扣子，理由就是我长了一双很小的眼睛和很尖的下巴，再有就是因为我是个男孩子。在大人的印象里女孩子总要比男孩子乖一些，这点我深有体会，所以我一直都很羡慕女孩子。因为我那时候活的很积极，总想让自己成为最乖的孩子。而按照当时大人们的想法来看，即便我成为了最乖的男孩子也不如那个最乖的女孩子乖。所以如果我想成为那个最乖的孩子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不但要努力不让自己看到有人把扣子塞进肛门，还要把自己阉掉并且每天注射女性荷尔蒙激素成为一个女孩子。

　　当然，当时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目睹了这个女孩儿把扣子塞进了肛门，据我回忆当时至少有五个以上的孩子在场。但是那时我是个很敏感的孩子，并且最积极向上，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儿。我说我敏感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件事儿不好（别的孩子都没意识到），但是怎么不好我却说不出，说不出的不好就是最大不好，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孩子的思考范围。后来阿姨问我我的思想复不复杂，我一想到这件不是好事儿的事儿就无地自容的承认：阿姨，我复杂！

　　后来这件事儿是如何了结的我记不清了，孩子的脑袋里装不下残酷的记忆。那里边儿应该是紫红色的天空和喷气飞机在天空上画下的完美的弧线，玉渊潭的樱花和湖水里的蝌蚪，还有暖暖的阳光和玻璃纸包着的甜甜的酸三色（一种水果糖）。

　　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一个孩子了，因为我曾经犯过一件很严重的错误。为此我永远都无法成为一个好孩子了，不是好孩子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不是孩子的孩子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大人都犯过错误，因为大人都复杂。可是我不是大人，但是我也不再是孩子，可是我很复杂。这就是说一个不是大人的复杂的人比大人更复杂。光复杂不是错误，但是比大人复杂的复杂就是天大的错误。前一阵儿我以为自己是个大人了，可最近却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孩子的孩子的时候，就明白了我的存在原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是我现在一切不如意的根源，因为我是个不是孩子的孩子。

　　如果看不明白上边那段话的推论，那么你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看下面这一段的结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就不要再去做孩子做的梦，否则你就会想我一样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儿，就像《孔雀》里的姐弟俩一样。那个哥哥就比较聪明，是什么人就干什么人干的事儿。孔雀开屏了，孩子们看到了颜色，而大人却看到了屁眼儿。

后记：其实这件事受到伤害的不只我一个，那个女孩被一群大人扣了屁眼儿，而且还是被她的朋友（童年时期的我）出卖的。所以说她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她是这个故事里真正的受害者。后来这个女孩总想报复我，一次她用了一夜的时间拆了我的一床被子（我从小睡觉就像头死猪）。为了表示我的内疚和忏悔，我并没向老师告状，只是按倒了她揪着她的辫子在地上拖了十几米，直到她发出了在医务室时那种吱哇乱叫的声音，我才放手。这说明我从小就是个残忍的人，不知道她现在还恨我吗。


　　　　　　　　　　　　　　　　　　　红色的污泥
　　　　　　　　　　　　　　　　　二零零五三月十四号

“其实我原本讲的，恰恰是理想的重生，但是重生就意味着一定要先幻灭，然后才能重生。”——顾长卫

“天远难穷休久望，楼高欲下还重倚。”前半句也许可以对应《孔雀》，后半句仿佛在说《立春》。导演顾长卫如是阐释自己的两部作品：“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它禁锢着所有人；王彩玲的时代，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了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姐姐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
《孔雀》的片头，沉浸于手风琴中的姐姐全然不顾壶中烧开的水，正是虔诚信徒的形象写照，梦想是避免发疯的迷药，价值是拯救灵魂的直觉。姐姐的心在自由的天空，跳伞的意象如此丰富，伞兵因此成为她一生的最爱；与干爸一起拉琴跳舞的时候，你看尝尽孤独滋味的她饮鸩止渴般的眼神，仿佛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成为一场狂欢。如梭伦所说的，神只是叫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张静初的脸有着这个角色所需要的难以调和的戾气，但姐姐绝非对现实一无所知，她懂得置办烟酒以疏通渠道，她知道笼络局长司机以达到现实目的——但，从看到满载伞兵的军车离去的那一刻起，姐姐已经对现实背过了身，个体决然告别了普遍性和稳靠性而完完全全地活在了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而那个长得比姐姐都秀气的弟弟却只是“沉默得像个影子”，羞涩是回避自我之外的本能，懈怠是不堪俗世负重的悲观。知道“和跳伞有关”要用钱的他可以倾其所有地帮助姐姐，自己却仅限于隔岸观火中望梅止渴，姐姐已经让他看到了理想主义者所有的冲锋陷阵、以及头破血流。在处事太过老到的母亲与性格太过鲜明的姐姐的衬托下，“隐遁”的父亲与“智障”的哥哥让弟弟在强烈的恋母/姐情结中无法自拔，缺失的食指正是其阉割的隐喻（片中删去了同性恋的情节）。在同学面前丧尽颜面、喊着“他不是俺哥” 的弟弟用伞头全力刺向了哥哥，同样残忍的镜头在送礼场景中重现：看着被狗吠吓到踉跄失态的父亲，他报复式地大笑不止。弟弟仿佛是全剧最软弱的一个人，却在全家人（除母亲外）“合谋”毒死哥哥的行动中担纲了执行者的角色，这已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弑父/兄”。和姐姐目的不纯的婚姻一样，结婚不但成了弟弟提前退休的捷径，更成为他恋母情结的归宿——如年长他许多的妻子所抱怨的“以前养一人，现在养两人”。
片中的父母皆是世俗力量的化身，母亲是爱，父亲是法或理性（片头吃饭时命令被喧闹声吸引的弟弟“回来”、以暴力制服了姐姐的绝食与妄想、以及赶走了保存人体画的弟弟），爱与法合谋将理想主义扼杀至穷途末路，姐姐却是不为世俗所动的人，撕下了所谓的爱之幕纱与整个世界对抗，她明白“爸妈只喜欢老大”——哥哥真的是傻子么？他既知道为了撇清“俺妹子多管闲事”拿烧鸡赔礼道歉，懂得用言语激将母亲为自己提亲，攒下香烟待喜子借钱时一报还一报——不，哥哥只是放大了的现实主义者而已，老老实实地安于蝼蚁之生，拒绝神话，躲避崇高，智障是自私、冷漠与贪婪名正言顺的保护伞。林肯说过，也许上帝是喜欢普通人的，因为他造了那么多的普通人。

如果说弟弟像哈姆雷特，姐姐则像堂吉诃德——在人生最绚烂的“开屏”那一刻，自行车就是她的驽骍难得(Rosinante)，她的飞蛾扑火与一意孤行，只献给超出人物以外的某种永恒理念的信仰——杜尔西内娅只是一个名字，并不实际存在。看到真人版堂吉诃德的果子由衷发出“他娘的”的感慨是五体投地的惺惺相惜，夺伞不还是为了表达好感，姐姐却以殉道者般的决绝姿态脱下裤子，让他无路可退——就像姐姐找果子摆平事端的时候他反问的“在你眼里我就是个流氓？”——姐姐才是真正不可救药的亡命之徒，哪怕抛弃现实性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人性的丧失。弟弟则缺乏姐姐那种“流氓”到骨子里的勇气与持守信念的刚毅(manliness)，过度的反省与权衡伴随着从行动到思想的撤退、从世界向自我的逃离，生命成为虚无的祭品——“爸妈都说，人这一辈子太短了，可我却想一觉醒来，已经六十岁了。”姐姐从容燃烧，弟弟却只能苟延残喘，殉道与超脱同作为自杀的变种，正如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不是为饿而饿，只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片尾幻灭的青春是燃烧殆尽后的灰烬，动物园里的孔雀依旧迟迟不肯开屏，姐姐告诉女儿“爸爸老家漫山遍野都是孔雀”——仿佛她被问之失踪弟弟的下落时幻想的“俺弟弟当海军周游世界”，以及见到了落魄的梦中情人却告诉弟弟这是“一直爱着我的人”一样，她一直生活在别处；弟弟则一如既往地无所谓：“反正冬天孔雀也不开屏”。然而——用顾长卫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也不忍心最终孔雀不开屏”——和解安慰也好，自欺欺人也罢，孔雀终究还是开屏了。裴多菲说过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编剧李樯是这样定位《孔雀》中如安阳般在七十年代的中国遍地都是的小城的：“就像是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孔雀》所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却让观众感受到了作为时代囚徒的人们一边生活其中、一边建构囚牢的悲怆，用艾WeiWei的话说：“《孔雀》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电影，顾长卫把这个最难的题材控制在一个最低的层面去表现。”
同样是对“多余的人”的描摹，顾长卫有着比王家卫更沉实的姿态，以及后者所没有的、热血的温度——这是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任殷红汩汩流下的温度。而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正像顾长卫所说的那样：“我永远都不会向现实妥协，但我不如姐姐圣徒般执着；我也有现实功利的东西，也会有狡猾的时候，但我不如哥哥；相对于弟弟那样的勇气，以及他的消极面，我也没彻底地做得像他那样”——同样的痛苦就像阳光，落到了所有人的身上，然而，“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


附：

吴宇森：我哭了，它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的生活。这批国内演员真的太出色了，我很喜欢张静初的表演，很自然，有张力，完全没有表演的痕迹。

姜文：我看过《孔雀》的剧本，但我知道我导不了，我知道有人导这个本子一定比我好，这个人就是顾长卫。老顾的这部作品我看了两遍，非常感动，《孔雀》在国内公映时，我还要进影院看第三遍。

田壮壮：这个剧本其实已经写好六七年了，但始终没有拍成，但是顾长卫把这样一个好的电影作品完成了，这样的作品，只要完成就是成功了，就会一直流传下去。《孔雀》让人很震撼，看过之后我很惊叹。

焦雄屏：《孔雀》的婉转细腻和诗情横溢，让我又哭又笑。这里面有成长的梦，有现实的无奈，也有不堪回首的中年梦碎。最可贵的，是在一片虚假和装腔作势的中国电影中，拍出了真情，拍出了你我可能都能忆起的不光彩和维持尊严的痛苦。

顾长卫导演执导的《孔雀》片长136分钟，获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
      记者对女主角张静初的采访，她说“《孔雀》只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外壳,却有着表现主义的内核。”摄影师出身的顾长卫导演凭借超人的镜头表现力，让影片不仅重现了一个时代的轮廓面貌，更有对生活细节的精细雕琢，使得影片具有一定的怀旧色彩，为影片奠定了感伤凄美的感情基调。影片对“做西红柿酱”，“压蜂窝煤”之类的片段描写，全家用黄泥制作皮蛋，做眼保健操、广播体操，砖瓦结构的简陋幼儿园，老师挨个给小朋友擦屁股，木头镜框等等，强烈地烘托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有人将其喻为“新世纪第一部厚重的平民史诗”。然而导演的理想主义和风格化的表现手段，又使得影片在阐释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成长痛苦的主题诉求时以诗化的形式去彰显。这是一部典型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艺片，影片通过意蕴丰富的道具，如姐姐的降落伞，哥哥的向日葵等来表明理想主义的破灭、成长付出的代价，这些情节若以写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都太过张扬甚至虚假，但当作象征的符号来解读也就不再觉得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