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巴耶夫

2022.09.20

上士出身的红军师长夏伯阳虽然很会领兵打仗，但是他骨子里是个大老粗，不注意军容风纪，衣帽不整，看不起知识分子，伏龙芝司令给他派来的新政委富尔曼是个知识分子，一开始他压根就没看上，竟然对新政委出言不逊。

上行下效，夏伯阳的部队也纪律散漫，居然抢老百姓的东西，政委富尔曼关了指挥官日赫廖夫的禁闭。勃然大怒的夏伯阳怒气冲冲的来找政委要人，还当场发飙。政委利用老乡们登门感谢红军退回抢去东西的机会，巧妙的化解了夏伯阳心中的怒气，深刻的教育他这个同是庄稼人苦出身的红军师长，夏伯阳召开大会公开检讨，士兵们和老百姓更加喜欢这个光明磊落，知错就改的师长，而夏伯阳从此对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心诚口服，完全没有了成见和隔阂。

夏伯阳的勤务兵别其卡奉命去抓俘虏，他抓住一个在河边钓鱼的白军，听说是为他快死的弟弟要吃鱼，就擅自放了这个白军。空手回来的别其卡被夏伯阳关了禁闭，不想被放了的白军俘虏受够了白军长官的虐待，兄弟死后自己主动找上门来投降，他是白军卡别列夫军官团团长的勤务兵，向夏伯阳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极赋指挥才能的夏伯阳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非常擅长看地图，发起进攻的头一天晚上，通宵在地图上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战场上，当白军骑兵冲上来的紧要关头，夏伯阳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 亲自带领红军骑兵冲锋陷阵，杀的白军落荒而逃。

女战士阿娜刻苦学习机枪，很快学会了拆卸和组装机枪。上了战场，实战中以一当十，机枪打的又准又狠，打的白军丢盔卸甲，败退下去。

进攻的白军还是沿袭一战前的打法，军官打头，士兵排列整齐的队伍齐步走，这样做虽然可以鼓舞士气，恫吓对手，但是在机关枪出现的时代，就是活靶子，一倒一大片。而阻击的红军则全部卧倒在地上射击，伤亡很小。

战争是残酷的，正像夏伯阳说的“我们谁都不想死，但是战争就要流血，不是我们死，就是敌人死”。白军偷袭了夏伯阳的司令部，他们动用了骑兵、大炮和铁甲车，夏伯阳的部队猝不及防，不抵白军的进攻而后退，夏伯阳亲自操控机枪掩护部队撤退，负伤后死于最后的渡河过程中。

文/菠萝吹雪

《亮剑》的主角李云龙。作为草根人物，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但又有突出军事才能的干部。但是，在近几年，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对“人民军队”这个概念的重新认识，对李云龙这个角色的评价也在逐步走低，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来举几个片段:

首先在《亮剑》一开始有这么一个情节，八路军129师遭日军合围，李云龙作为新一团团长率部突围，旅部命令是从俞家岭方向突围，而李云龙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却是“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最后也的确做到了。

不过这是什么行为？这合理吗？

尽管赢了，但是很不幸，我们的李团长不仅违反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违反了我党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在人民军队中是不允许这样擅作主张，违抗军令的人存在的，这可是抗命行为啊！有人要反驳:“李云龙最后不也成功突围，且击溃坂田连队，立下大功一件？甭管命令不命令，打赢不就行了？”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错误思想，毕竟战争它依靠的不是侥幸。

然后《亮剑》中还有一个桥段，就是李云龙被降职为营长。但独立团内部还是叫李云龙团长，没按照规定正确称呼他的职务。在守门的卫兵见到李云龙喊了一句“营长好”后，李云龙没按照纪律回礼，瞪了他一眼就走了，警卫员段鹏见状，上去给了卫兵同志一个耳光，还说道：“营长是你叫的？你个新兵蛋子！”。卫兵很委屈，哭着说:“你凭什么打人啊？”然后政委赵刚见状竟然也过来训斥他：“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到没有！”

这是我个人看来《亮剑》中最离谱也是最让人生气的一个桥段，这一个桥段触犯了八项注意中“不打人骂人”的条款，也违背了八路军民主治军，官兵平等的原则。他们的行为让人感觉像国军和小日本，反而不像我军。而且更离谱的是身为政工干部，赵刚看见段鹏打人不加以批评制止，反而去帮着骂卫兵。党员怎么可能是这个德行？这是彻头彻尾的军阀作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级思想在这个片段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真实历史中，像李云龙这种把部队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私人武装，天天触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组织无纪律，屡次违抗军令的指挥员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作为党员、部队政工干部的赵刚，不明事理，还动手打人，搞军阀习气，没有改造好李云龙不说，最后竟然还被李云龙“驴化”了，这也是歪曲了政工干部这个形象，也只能说是相当魔幻，都可以当武侠小说来看了……

聊完让人心悸的《亮剑》，下面就来谈谈苏联的“亮剑”——《夏伯阳》与他的两个主人公——恰巴耶夫（正确译法）和克雷奇科夫（即富尔曼诺夫本人）。《夏伯阳》原著是富尔曼诺夫根据在夏伯阳师的真实工作经历写出的，电影的情节也跟小说大同小异，讲述了夏伯阳这个粗俗但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如何在政委帮助下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

夏伯阳是贫农出身，文化水平极低，是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让他翻身做人。他对党和列宁充满感情，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夏伯阳与李云龙两人非常像，文化水平低，出口成脏，喜欢骂人，脾气暴躁，政治素养也不足，虽然没上过军校，但在实战中磨练出了优秀的军事素养。可以说，他是一个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的人。

电影一开始，夏伯阳的部队被捷克军团击溃，丢了农场，夏伯阳正好这时乘着搭枪卡赶来支援，一听战况就火了，一马当先带着部下夺回了农场，战后检阅士兵，正规军的战士却给他整出了土匪的感觉——明显的军纪散漫，站没站样，列队都不齐，穿啥衣服的都有，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武器也在逃跑的时候丢河里了。

见状，夏伯阳气的差点投河自尽，赶忙让战士们去捞枪。而就在这时，政委克雷奇科夫带着他的部队到了。政委带来的部队，军容整洁，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与夏伯阳那群散兵游勇完全不一样。克雷奇科夫正好看见夏伯阳的士兵在捞枪，于是就问他们在干啥。夏伯阳自觉丢人，无可奈何的答道:“洗澡呢，天热。”

还有一个片段，是夏伯阳的老战友和心腹爱将日哈列夫抢了老乡的小猪仔，还说“现在是战时，小猪仔就白吃了罢！”。政委一听，毫不犹豫的让他去蹲禁闭，日哈列夫当然不乐意，大发雷霆，甚至掏枪威胁，但政委的态度非常坚决，直接给日哈列夫强制禁闭了，还把抢的东西全都还了回去。夏伯阳听说爱将被关暴跳如雷，马上就来要人，看政委坚决不放人，还生气的问:“到底谁说了算？”政委冷静又坚定的回答到——“你和我”，就在两人吵架时，农民来拜访了，他们被抢的东西，全部还回去了，都来感谢夏伯阳，抢劫的战士也被处罚了，于是便对红军有了信心。而这时夏伯阳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事后也召集百姓发表了演讲，表示若再有作奸犯科的通通都要枪毙，就连他本人也不例外。

到这里，夏伯阳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一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上文也很好说明了为何一支军队要有铁的纪律，毕竟老话说的好，和一群散漫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军事呢？

还没完，咱接着说。就在夏伯阳发表演讲后，一个老乡问道：“夏伯阳，你是支持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呢？”，老文盲夏伯阳直接愣住了，赶紧搪塞过去：“我支持共产国际”。政委看到后也笑了，问道“第二还是第三？”夏伯阳又不会了，在那里手足无措。

以上的片段都很好的说明了为何红色军队要有钢铁一般的纪律；为何军人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为何军人不光要搞好军事，也要学习文化、政治。从此之后夏伯阳有了大的转变，衣冠整洁，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狠抓部队纪律，夏伯阳的部队也变成了一支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反观白匪军队呢？电影中白匪头子的勤务兵的兄弟想投靠红军没成，被抓了个现行，本来按照军纪是要枪毙的，但就是因为勤务兵和白匪头子的关系，改成了鞭刑。而从这我们也能看出白军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裙带关系普遍、大搞人情、赏罚不当，就这样也想打胜仗？

电影的后面，政委要调去其他地方工作，夏伯阳非常舍不得他，两人拥抱在一起，依依惜别，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见面。电影最后，夏伯阳的指挥部遭袭，夏伯阳率部突围，在强渡乌拉尔河时不幸牺牲，但如今的夏伯阳师已今非昔比，指挥部被打掉后仍然能够保持战斗力，重振旗鼓，击溃了白匪军。

之所以把《夏伯阳》和《亮剑》拿出来对比，不光是因为我们和苏联有着相同的革命历史，更是因为两部作品都有着近乎一致的情节。但不同的是，《夏伯阳》中，政委成功改造了夏伯阳，让他进步，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革命战士、合格的指挥员，而脱胎换骨后的夏伯阳师，也展现出了人民军队真正的样子。

反观《亮剑》，政委赵刚不光没改造李云龙，反而被李云龙改造了，沾染了军阀习气，违反纪律，搞宗派主义和等级思想，完全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而李云龙的部队，也是败仗胜仗一半一半，作战毫无章法，也没有正规部队的样子。

随着网络风气的改变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很多人意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开始给历史上那些政工人员一个全面的评价。举个例子，苏联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虽然军事能力欠佳，但他主打政工且小有成就，也被世人所认可。政工人员，绝不是那种只喊口号、管管生活的形象，他们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是革命军队的灵魂。

因为让政治走进军事，用思想武器来武装头脑，所以我们和苏联的军队都各自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成为了真正的人民武装。正如伟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卷》

早在1939—1942年间就在延安公映，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夏伯阳，一个原型式的人物，但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高大全，而像是修正后的人物（比如李云龙赵刚和尚），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有种种人格缺陷和人物弧线，有一种克制而自然的理想化，并不是那么有煽动性。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夏伯阳鲁莽不修边幅，政委不懂军事，勤务员好色，但他们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真挚平等的同志关系，一个炕上睡觉，一起上前线，仿佛只有职位而没有地位的差距，相互提携成长，最终给人留下的的是一种纯粹的同志友情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夏伯阳分不清“第几国际”、“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却能把握本质，只要人物有这种性格特质，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英勇善战的战士是夏伯阳式的。起初的赵一曼没有那么多性格弧线，但后来红色娘子军有了人物的成长。政委是布尔什维克党象征。

艺术形象取代真实存在的人物进去历史

1934年的夏伯阳在人物真实性层面比1970年后的国产影视还好，可以尽可能拨去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保留草莽习气。亮剑服装应该是破破烂烂才有历史感，草莽英雄的原型更像是红高粱里面的。

夏伯阳优缺点共存，瑕瑜互见

对英雄的性有避讳，但其实警卫员有一个女人也还不错。

对死亡没有避讳。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中，英雄死亡镜头通常一笔带过，因为不能直接对着伟大领袖开枪，避讳。

夏伯阳保留了英雄对生前死亡的恐惧，他对传令兵和女战士说你们真好啊，打仗么，总要死人的，不是敌人死，就是我死，人之常情的流露甚至是羡慕。

了不起的男人——英雄

英雄的死亡，死在河里面，悲剧色彩，《中国儿女》里抗日联军八个女战士跳江自杀不投降，冰天雪地走向滔滔江水，全部死掉，英雄气概，之后正面人物的牺牲再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和传令兵谈恋爱的女战士，强调是工厂来的，是因为苏联革命要在电影中表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们从一种本能的性欲望发展成革命伴侣。战争环境中女性狼入虎口，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反映，自然本能。

这种本能，直到《一个和八个》才浮现出来，但俏丽的女兵激起的只是反面人物的人情绪反映，男女两性只在敌我关系之中，一群日本兵试图强暴女战士，老土匪解决了他。

能够从影片看出革命初期军队真实的历史面目本来面貌，袁庆丰称之为“朴素的历史观念和艺术表观念”，但同时又时刻受到党政意识形态的管束，对工农阶层的赞美，工农和自然联系起来说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革命本质和正当性。

夏伯阳打胜仗是因为政委出现，最终死掉是因为新的政委经验不足，潜在的故事逻辑是这样的。

对知识分子鄙视轻蔑，对白军军官弹钢琴的优雅与处死士兵的冷酷对照，白军军官团整起的队伍行军，“精神法？”，被夏伯阳讽刺，知识分子么。60年代后大陆称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

这不仅是夏伯阳个人的喜好，也是政党意志路线政策乃至国家价值取向的体现。49年后大陆对此现象变本加厉地呈现。

主要摘录的文献

《从夏伯阳看苏联早期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袁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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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城（来自豆瓣）

《夏伯阳》该片上映时，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三年。虽说是老片子，我看的东北话配音版，倒是津津有味儿，也许黑白色彩过于单调，叙事情节过于陈旧，但它依然不愧是苏联国宝级影片。《亮剑》的很多元素，包括主要人物的设定、剧情的构造、场景的置换，战争场面的拍摄角度和节奏大概都有参考这部片子。

片中人物是鲜活的，他们有血有肉，如夏伯阳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战斗英雄，所以影片以偶尔调侃他的知识分子政委作为人物形象的补充。有爱情有胆识的警卫员小伙子，有给将要死去的兄弟钓鱼吃的白军络腮胡大叔，有美丽又勇敢的农妇，剧中人物没有扁平化，没有玛丽苏。

俄罗斯优美的民族音乐贯穿影片始终，那是苏联文化的宝藏。在战争间歇中，战士们悠扬的歌声将一日一日的苦痛融化在温情之中，每个人都在火光里，在黎明前夕，怀着期盼构建着即将醒来的梦。夏伯阳在四起的祥和静好中，看看他的勤务兵和阿娜，不禁感叹：“你们可真幸福啊。年轻，好的日子都在后头呐。等仗打完了，你们在一起结了婚，等到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呀，谁都不愿意死啊。”作为一个铁打的将领，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铁血硬汉，夏伯阳的内心却对温软的生活有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向往。他曾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为第几共产国际奋斗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