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2012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是我在星期六上午看的，开始时我只是瞟了几眼，可是后来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越看越起劲儿......
影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老东家是典型的封建地带，可即便如此也被迫逃荒，亲眼见证自己亲人的种种死状。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报道灾难真相的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
影片最惨烈也是让我最最痛恨小鬼子的是：百姓们在逃荒的路上，地上有官兵的抢劫，天上有可恶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可恨的小鬼子们朝着手无寸铁的可怜的老百姓飞去，一颗颗致命的炸弹从天而降，炸得遍地尸体，血流成河，许多的人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不仅一直侵略我们的祖国，而且他们还把中国人的头颅砍下来挂在柱子上，真不是人。可想而知小鬼子是多么的残忍，可怕，可恶啊！这主要是因为腐败的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呀！唉……看到这里我的心是无比的痛！他们生活在一九四二年，我们生活在二零一四年，同样是人，生活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呀。
确实，“国破则家亡，国强则家富”。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如果没有那些威武不屈，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认真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看完这部电影你是会深究过去，痛骂日本人，痛骂果党，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愤慨？还是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放下的幸福生活？亦或者发出凭什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反思？
是在b站看的，满屏的弹幕，嬉笑怒骂，也是百态人生了，一开始还会看看弹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配合弹幕，越来越觉得浪费，干脆关了弹幕，纯看一部电影。
每一慕其实都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记得电影里出现传教士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仰。看到这个真的很纳闷，就像最后张涵予饰演的那个传教士和father的那段对话：人们在受苦，上帝看的到吗？看到了为什么不来解救？上帝看到的，但是在和魔鬼斗争？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相信他做什么？不能怀疑上帝。瞬间就想说，EXM，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信仰了，上帝顾不了你，但是你不能怀疑上帝对你的爱。我想说这样说起来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更真实，更现实，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说的老天爷。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已经不记得几几年了，那一年十里八乡大旱，可是唯独一个村子的水源没有干涸。在大家都喊着希望老天爷也眷顾的时候，那个村子自然也是敬天。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只不过是那个村子的地理位置也许比较好，适合储存水源。但是人们就是会去敬畏那些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事物，相信肯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支配，高高在上，悲悯世人，惩戒恶人，看不见听不了，但是一定是存在在，潜意识里对大自然的敬畏，难道不也是一种信仰？信仰是什么，说多了都是虚幻，特定时候，可以让人们活下来的，那就是信仰，大多数时候不就是自我的打气加油，谁和谁又有不同？
历史应该铭记，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印象更多的存在于书本中。历史的原貌，大概更深刻的就是通过类似于1942这样的影像形式了。可是铭记历史是应该永远记着仇恨，寻找也许我们这些普通级别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还是铭记，强国安民，哪怕是动荡的时候，也不再被欺凌呢？当然是后者吧。大概每个人看这部电影，最大的触动依然莫过于现在真挺幸福的。这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是有相对。太复杂的东西，深究起来，徒增烦恼，倒不如，每一天都去珍惜，每一天都去好好的过。很多很多人的一生，也大抵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在向谁祈愿，但依然会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一切都好。

去年春天，还冷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裤子在三联书店旁边的雕刻时光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喝咖啡之前，我终于在三联买到了苦苦寻觅已久的《刘震云精选集》，因为里面有那篇在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喝完咖啡，后劲很大，回去之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到凌晨一两点。坦率的讲，这不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种纪实文学，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一九四二年，但里面写到的，我相信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后来，听说冯小刚要把这一年拍成电影，我便开始深深的为他发愁：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总局，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部电影——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那一年的本来面目吗？它在残酷性上堪比余华写的《菜人市场》，却又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所谓政治在其中。

所以，今年电影一上映，就去看了。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回顾，跟张国立和陈道明无关，跟钢琴师和肖申克无关，跟冯小刚也无关。

电影围绕了一个富裕的河南家庭展开，开头几分钟，有点像《活着》和《白鹿原》的感觉，但紧接着，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九四二》。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人命如草菅，那么一大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了！

近年来，几乎每一部关于近代战争的电影都掺杂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却让我几乎感谢日本人，他说，饥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他用粮食收买了一些饥民，与中国军人做斗争。在那个场景下，活着，确确实实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入戏很深，几乎融入到了那个世界里，所以看到红着眼睛的野狗撕扯着路边死尸的时候，确实吓了一跳。小说里似乎还提到了卖人，但小说里的卖人和电影里的卖人是不一样的。电影里的人被买走，还能活命，哪怕是受尽耻辱的活着。但小说里被卖掉的人，几乎全被吃掉了——没人愿意吃掉自己的家小，只好卖掉自己的家小，换来一丁点钱，去食用别人的妻儿。——感谢冯小刚，没有拍出这么残忍的镜头，否则观众一定会做噩梦的。

我虽然是个喜欢亲近小动物的家伙，但远远没有苛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招人讨厌，尽管如此，看到地主的女儿为了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嫂子找口吃的，把逃荒路上坚持养下来的黑猫给人宰掉，并且平静的说“一会煮好了给我喝口汤”的时候，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来了。

再次流泪，还是关于她，这个曾经的大家闺秀被人卖到妓院，服侍贪官，端着盆为他洗脚的时候，几次弯不下腰。贪官说你把盆放下吧，她哭着说“爷，我吃的太饱，实在。是蹲不下”——这个时候，许多观众不合时宜的笑了起来，不知道是他们太残忍，还是我过于入戏了。

而结尾那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煽情的场景——除了最后徐帆和张默在茅草丛里换棉裤的时候响起了音乐——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悲伤。为那个时代的河南人，以及蒋介石。他太不容易。最后一次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是结尾时的字幕出现了“1949年，蒋介石战败，退踞台湾”。

我们都知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很好看，不过它和《一九四二》不属于一种类型。在毫不犹豫的为前者打满五颗星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狠狠的给后者一个大差评吗？

固执与偏见是一张需要撕破的蒙脸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细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次在没有探究真相的情况下让一种来源于别处的态度在自己心中先入为主？这样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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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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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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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