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影片有浓厚的苏俄怀旧风格，而且每一个转场都有音乐过度，镜头也很文艺。在国产电影里也算的上市良心之作。据说这是王千源称帝之作，确实电影本身很有味道，不是硬菜，值得细品，难得的片。
这是隶属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深谙大时代的变迁。本片以钢琴为媒介，将现实主义的压抑与浪漫主义的文艺，巧融一体，荒诞的黑色幽默中呼之欲出的是梦想的坚韧，而与之中电影所寄予的情怀不仅饱涵以友情的羁绊，更令人动容于那父爱的伟岸。
看完着实被感动到一把，虽然我一点也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变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但导演硬是能以一种朴实而有趣的方式吸引我一直认真看下去。在我看来，我看的下去的，能够触动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好片。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千源的电影，真的很棒的一个演员。

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


康文署今年的中国电影展，海报上排在首位的主打，是《钢的琴》。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华夏边缘”的两端，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鞍山，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

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寓言：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越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

“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實踐之中。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这个“超真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在這裡沒有“勞心“與”勞力“者的社會差別，有的只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合作。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精通的乐团团长。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剧烈交锋。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为生……（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

《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新世界。

好的电影有三种，一种是向观众生动地展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种是向观众描绘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世界，从而让他们获得共鸣；第三种则是带领观众探寻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很熟悉的世界，却在里面发现了自己不曾发现或者一直忽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就存在于观众的内心世界里。钢的琴对于我来说，属于第三种。

我来自东北，从电影的开始，里面的画面就和我成长过程中的记忆无缝衔接。在灰暗的天空下，笼罩着那几年灰暗的东北。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效仿那个已经解体的红色帝国，而东北则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效仿的最像的。和那个红色帝国一样，东北曾经享受过大工业时代communism式的辉煌，在巨大，火热，钢铁，坚硬，集体，纪律，统一，朴素等等这些关键词的定义下社会，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美感，这种美感来源于那个时代里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然和世界突如其来而又虚无缥缈的自信，这种美感代表了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进行征服和控制的内在欲望，这种美感也代表了我们对于往昔传统的一刀两断和平地再起，最后，这种美感是建立在一种有意识无理性的群体无知状态之上。

可是这并不是东北的全部，在这种看似机器一般的美感之下，在人群当中，在轰鸣之外，也孕育着一种反机器，反工业的美感。人与人的关系不光是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最朴素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男女，仍然像结实韧性的蔓藤一样穿插进钢铁机器的缝隙当中自由的生长。人们热爱歌唱和表演，热爱诗歌和朗诵，男人爱漂亮的姑娘，女人喜欢帅气的小伙，特别是在机器生锈，厂房失修，道路破败，大厦将倾的时刻，人们仍然在焦虑中寻找着幸福。在东北，快乐的成本很低，几瓶本地的啤酒，一顿街边的烤肉，或者是，孩子去他奶奶家了。对了，孩子！还有孩子！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所有的希望，孩子是 所有这些幸福的寄托，孩子是在灰暗的太空下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状况非常贫困的条件下，父母只要有可能，仍然会将子女的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教育不光局限在学校的正规教育，还包括了要花费更多金钱和物质的才艺素质等等。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和家庭的命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父母的唯一选择。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陈桂林和他的前妻，以及秦海璐都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一代人只能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也只能有一代人的能力。多年严格的计划经济训练，已经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的能力，所残存的生存技能也是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根深蒂固的手艺换饭。工人阶级过时的自豪感往往成为了阻碍他们突破的最大羁绊，使得他们只能在追忆往昔荣光的同时无力的等待奇迹的突然降临。套用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个词就是，他们都已经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每个个体都按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而塑造，成为一枚合格且专用的零件，当机器本身出现故障，甚至散架崩溃的时候，每一枚零件都仿佛是拥有着巨大的价值却毫无用途，这也是为什么马恩精心构筑的劳动价值论体系在浅白的市场机制面前显得那么的狗屁不通。

从宏大的层面解决东北的问题，不是我们有能力讨论的问题。从个人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却有看似简单的路。我所知道的一个东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离开东北，跑到首都去，跑到上海去，跑到广东去，跑到江浙去，跑到发达沿海省份去，跑到不是东北的地方去，正如他们的祖辈前赴后继的跑到东北去。

然而这看似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却有着绵延不绝的后续影响。当一个东北人跑到外面的世界，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格格不入，当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处事的训练与新鲜世界的游戏规则发生矛盾时，特有的东北人的自尊和执拗就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挤压的更加逼仄。在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传说中，东北人不光面对着周围善意的赞许，也蒙受着自己与外界的疏离，并且逐渐形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和猜疑。

或许只有东北才是最适合东北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几乎几乎几乎就是天堂，至少天堂可以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那一年我们除了GDP什么都有。

谈到自己饰演的陈桂林，王千源说，他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那么大的个子，非要骑个小摩托车，到处乱跑。那看起来就很不合适，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更准确说，是荒诞。由此发散开来，《钢的琴》就是讲述一群跟不上时代的人，不愿干的王抗美、怕丢人的二姐夫，他们都跟陈桂林一样，被时代所抛弃。光阴荏苒，它也出现在主人公的突然感慨里：这时间过得真快，那谁刚走的时候，厂子还没黄。不明的未来，那是结尾的画面，一边是造完钢琴的工人，一边是衣着光鲜的前妻，双方都在听，却好像僵在那儿，背后的对立意味不言而喻。

用张猛的话说，他依然在延续《耳朵大有福》的探索，关于大时代变革里的工人命运。拍《钢的琴》，就是高于生活的记录，不想他们被遗忘。同理，许多人的赞誉事先张扬，要的也就是电影不会埋没在拥挤的档期里，不被遗忘。这不是站队伍，不是好或者坏、吹或者黑的问题。回到《疯狂的石头》时代，无数人同样大喊不要捧杀，结果，宁浩后来并没被民众捧杀，他的《无人区》是直接被扼杀。

《钢的琴》有不少缺点，音乐太满、转场相似、后半段情绪不对。然而面对强大的怀旧情怀，辅以段子幽默和风趣对白，可以说，影片优点完全盖过了缺点。张猛使用了不少破坏性的构图，像开头的夫妻决裂，一边对话，人头各甩一边，很不和谐；中间胖头爬烟囱，画面就定在那里，没有跟上去的意思，相当意外。在很多时候，当人物已经出了画，镜头就停在那儿不动，深情地注视着背景物——也就是工厂。当烟囱被爆破、当工厂变成废墟，昔日理想与辉煌只能在歌声里重现。如果明白这一层，要理解《钢的琴》，理解电影的情感，其实真的很简单。

固然有人要说，这背景物怎么可能比人重要，那不是摆拍么。在我看来，在人物鲜活的前提下，《钢的琴》所出现的背景物充满了魔力。炸鱼的小河滩，落日余晖下的铁路桥。车队出发时的小城风光，破败昏暗的电影院，桌球室的混混少年。这些东西看上去，确实比人物更具有情感。毕竟要说回来，空镜头里都没有生命，凭什么在别人那里是大师相，在《钢的琴》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非要较劲去说，我恰恰喜欢它的多余。多余的满溢的配乐，多余的歌舞和投下光来的舞台，看似多余的大狼狗和嗑瓜子的东北大妞，它们会带来一种鲜活的生动。

在更多人看来，他们会觉得这般高度风格化的作品，恐怕观众会接受不来。固然，奢望中国观众像苏联人民那样去支持塔可夫斯基，讨论《镜子》，这有点不现实。然而，《钢的琴》可以是另一面镜子，你可以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但是，你总该去照照镜子，看看以前的面孔，现在是什么模样了。或许有人千疮百孔，原地打转；或许有人富得流油，走得加快。在我的父辈身上，他们遭遇破产，无力应对变动，同样是跟不上时代的人。于是面对过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放慢一下脚步，认真一回，思考思考。

面对种种不如意，《钢的琴》没有常见的怨天尤人和一把眼泪，它用难能可贵的幽默和不知所以的乐观去愉悦观众。也许，它拼命地唱啊跳，要的就不想被遗忘。【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7/19/content_254721.htm?div=-1】

如果不了解幕后消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钢的琴》就是个歌舞片，也是音乐片，反正就像文艺片，还挺好看。当然了，它也可以是家庭片，还可以是个幽默的剧情片，反正怎么着都讨人欢喜。然而如果了解张猛的创作初衷，那么你会好奇，为什么《耳朵大有福》跟《钢的琴》都是讲工人，形式上还那么像，答案只有一个：成长环境使然。

张猛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破败的东北工业区长大，从小耳濡目染，后来生活其中。走在小城街头上，那些接受了命运改变的人们，有的另谋职业，有的无所事事，加上文工团的父亲、看到自造的钢琴，这一切都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正如张猛自己说，陈桂林的性格也有自己的影子，至少星座上会是一样的：白羊座。那么，把《钢的琴》称为某种意义上的亲历体电影，其实也是行得通。

什么是“亲历体”的电影？它可以是罗启锐在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它也可以是锡兰的小镇、河濑直美的奈良、盖伊·马丁的温尼伯，他们的故乡；它还可以是侯孝贤的童年、吴念真的父亲、王童家牵挂的红柿子，海峡对岸，生死两隔。这一回，它是钢琴背后的工厂，是张猛眼中的东北风貌。

明眼人都看得出，《钢的琴》讲了一大截的父女情深，之后掉头一转，猛地扎到了工厂里去。那帮临时召集起来的朋友，关心烟囱何去的工人们，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被称为共同命运的东西。那也许不会是他们的一生，但至少，是一个阶段的生命，就像埋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在电影以外，张猛是东北人，王千源和秦海璐也是东北人。他们一帮人都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在片中也看得见剧场舞台的影响），大家交情摆那，一起排练，开工起来就跟片中造钢琴一样，各司其职，简单熟练。

过去的这些年，秦海璐动静全无，今年一下子出来俩（《钢的琴》和《到阜阳六百里》）；王千源演着电视剧，默默无闻；张猛埋头跟剧本猛干，他们都不是舞台上的风光人物，只能归为背景。从这点来说，《钢的琴》又是不折不扣的小片，光彩全无。唯一有点噱头的，大概只能说是男配角田雨了，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好听——他是汤唯的前男友。当汤唯愈发的人见人爱，一删戏便引发满城风雨，田雨也只是偶尔被翻出来，不经意被提起。他在《耳朵大有福》里演了偷情的姑爷，在《钢的琴》里名叫王抗美，这也是范伟在《耳朵大有福》里的角色名字，然后也还是有偷情桥段。这相似细节，同一个人名，用张猛的话说，是相同人物的不同阶段，被某种共性串在了一起。

可见，踏实做事，低调做人。《钢的琴》没有上天垂怜，更没有意外好运，它只是集体劳动的辛苦成果。当某些内地导演忙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行使投机之实。我们要庆幸，张猛选择了他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座充满感情的工厂和城市。哪怕他站在破败的工厂废墟，也比自称站在喜马拉雅山顶的货色要高大，值得我们去尊敬。因为，这才是一个电影人和创作者的尊严，没有背景关系，没有哭哭啼啼，没有任何下作的自我炒作和自命不凡。正因如此，很多人跟我一样，不遗余力去推荐《钢的琴》，希望欢笑和感动能带给每个人。用朋友的话说，这样的片子要是进不了院线，那中国电影是真的没希望了。好消息是，七月中，它就会奏响强音，穿透这个时代的浮躁。【玩家惠 专栏】


你所不知道的《钢的琴》：

Q：那架“钢的琴”能出声吗？
A：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能，但是声音很难听，小元的弹奏是后期配的。

Q：电影院里的影片叫什么？
A：导演自己也不知道，就从电影院拷贝里随便翻了个，有开枪画面。感谢考据迷八旦同学，《皇家飞凤》http://t.cn/aOYGHR （第21分开始，中枪的是太保，“我送你去见你老婆”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384541/）
ps.门口左侧有张电影海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Q：配乐这么满，到底是有多少？
A：要的就是“走在马路上的嘈杂感”（张猛语）。据不完全统计，包括BGM在内（像淑娴给陈桂林钱，隐约听得见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总共大概有三四十首（http://www.douban.com/note/157982157/）。这其中，人气最高的可能是《Skoro dembel》、《心恋》等几首。

Q：陈桂林妻子口型不对……
A：那就是韩国演员，叫张申英，电影韩国人有投钱。相比这个院线版，第一个版本的口型还要不对，重配过的。现在版本的配音演员是车晓，在《非诚勿扰》里饰演“性冷淡”。

Q：好像总有一些情节疑惑和剪辑失误
A：说好不造琴，又突然造起琴——因为大烟囱倒下了；胖头的女婿？——他们没结婚，只不过电影院后面马上接了一段婚礼，造成了一些人的混淆；老爹怎么就挂了？可以结婚了怎么不结束——好吧，这些都是电影后半段的各种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