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车站

这部电影的表演方面历来是赞美话的焦点，假如这是一场阿谀奉承的比赛，而你也跃跃欲试，你最好先看看这个日本人达到的高度，他在IMDB.com留言：“哪位行行好，给我讲讲这部电影的情节？我和我的四个朋友，找不到日文字幕，听不懂俄语，其中有一个还对这种语言深恶痛绝，就是我们五个，聚在一块儿把这部电影看了不止一遍。我们看了三遍。”

有一个俄国人在IMDB.com留言说，他妈妈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决定同丈夫离婚（而这是一件好事）。这部电影为什么能鼓舞一个80年代初的年轻的苏联女人带着四岁的孩子同她的丈夫决裂？电影里那首歌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俄国人把歌词翻译成英文，而我（参考了但不完全根据他的翻译）再翻译成中文，如下：

这哪里是生活，我们只是在闲荡， 漫无目标，单调乏味，好似在天堂。 别再害怕了，去赌一把， 整个儿生活就是你的赌注！

刚开始那会儿，多么豪迈， 如今我们变了，变得畏首畏尾。 还不晚，改变从不嫌晚， 别害怕，别害怕， 别害怕。去改变你的生活！

黑发染上霜雪何妨， 还不迟，回头从不嫌迟。 放下过去的负累。 鼓起勇气，去赌一把！

让雨水敲打去，挺直你的背。 别害怕尝试，让我们从头再来。 让我们从头再来， 这次我们要抓住先机！

相信传奇不只是传奇。 放下那些负累—— 反正死的时候也带不走。 行动起来， 就好像你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再不要哭泣了，再不要一味怜惜自己。 没有王牌，就倾注你的所有！ 别害怕，别害怕。 不敢输的人，永远也赢不了！

电影不遗余力地向观众展现一幅苏联的社会风情画。自诩为“城市的窗口”火车站餐厅像黑店一样抢劫普通的旅客。国营商店的货品又短缺又昂贵，政府放开农产品市场，却又限于农户出售自产蔬果。走私者和二道贩子名声很坏，却又是最受欢迎的。在深夜的火车站，能买到伏尔加汽车的汽化器，国营商店里要卖70卢布，可眼前这个殷勤谦卑的小伙子，只要你5个卢布。找工作很难，至于外宾休息室漂亮的女值班员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她自己想都不愿意再去想了。为一点点小事也不得不同权力打交道，利用职务之便捞外快占便宜是一个风气。音乐家束手束脚，在体制内得不到出国演奏的机会，在体制外又活不下去。名声重要得要命，一起交通事故将永远断送一个播音员在国有电视频道上露面的机会，而私营电视台——什么是私营电视台？男人们喝酒，喝到火车轮子下去，好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不了他们的文化需求似的，等等，等等。

导演对这一切有多满意呢？是他写了那首歌的词。

真正的考验是在那个早晨，还有几个小时安德烈的火车就要进站了，维拉得做一个决定出来。她伏在桌上，哼唱那首歌，那首歌在前一晚已经由餐厅乐队演唱过了。“……别害怕，别害怕。不敢输的人，永远也赢不了！”唱到这里，她说，“正像我们的乐队唱的那样。”

安德烈像往常一样拎着两个大皮箱走进餐厅，维拉不安地迎上去……这件事十分钟就解决了，在蒙受羞耻和愧意的当事人的感觉里，时间可能更长一些。这两个人，维拉和普拉东，他们品性中的宽宏大量起了作用，帮助他们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段。他们拥抱，身体还为刚刚过去的事件颤抖。维拉很快又振作起来，跑去给普拉冬买火车票。她实在忍不住，给他妻子挂了电话。他妻子在电话里的谎话（“我根本不会开车”）显示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成年女人，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不要说负责任，光是责任的影子她也避之唯恐不及。维拉和普拉东并不是初历世事，可他们的心灵也还是接受不了这种粗砺。他们再次紧紧拥抱，一种共通的感情把他们包裹起来。

维拉在那个早晨做出的决定有多么困难呢？她是一个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微薄的火车站餐厅服务员。安德烈不只是一个男朋友，也是一个生意伙伴，一个重要的慰藉，一个保护人。

她要分手，不是和一个十五岁的在隔壁班级上课的男朋友分手。这一决定差不多要颠覆她整个生活。回头听听她哼唱的那首歌，那虽然是导演写给苏联人民的，但放在她这件事上，也不算小题大作。安德烈嚷道：“你会沦落到穿着衬衣扫月台的地步的。”这或许不是一个空泛的威胁话。

换来的是什么呢？差不多什么也没换来。这个落魄音乐家马上要离开了，去看他父亲，然后回莫斯科，回到那个“在电视上胡乱报天气的女人”身边去。维拉，我想，虽然不是没抱着一线希望，还是相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更何况，这个人几乎没疑问地要去蹲三年大牢。三年后，他们都要五十岁了。

第一个涟漪发生在安德烈的车厢里，当维拉忽然失去心情的那个时刻，故事由此荡漾开来。这个日子对于维拉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有一点，就是从莫斯科来了一个旅客，穿得很好，拎着一个体面的箱子，戴墨镜，迂腐得要命，她刚同他打过一仗，赢了。可战败者把一种奇怪的影响施加于得胜者。走进安德烈的阴暗狭小的车厢时，几秒钟前开阔、明亮的月台的印象还没摆脱掉，或许也因为那个莫斯科来的客人正坐在那开阔与明亮之中。安德烈开始脱衣服，为了不耽误时间，他提议各自脱各自的衣服。一边脱，他嘴里讲起同事的逸事，很不幸，故事里是酒瓶和牙痛这些事。车厢内外昏暗与明亮的对比，以及对刚刚取得的小小胜利的回忆，像一只有魔法的手，轻轻提起帷幕，向她展露出生活褴褛的一面。

请不要放过莫斯科来的钢琴师的装束和身份对这个小城车站餐厅服务员的影响。维拉自己的话证明她一早就注意到他的衣着，后来她也没忘向餐厅同事介绍他是一个音乐家。这种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她生活在小城市，可能一直并永远生活在这条铁路旁：嫁给一个铁路检查员的儿子（也是铁路工人），住在铁路边，工作在铁路边。没有汽车，没去过阿尔及利亚，没有上过电视，自己没有，亲友们也没有。这辈子认识的男人都一个样儿，她的评价不高。以前连工作也没有，经济上依赖丈夫。现在她比以前更独立，更有尊严。

钢琴师在讲述那起交通事故时透露的少量生活信息，就够触动她的了。生活的云泥之别伤害了她新晋的自尊心。有这样的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感到不幸？可钢琴师三言两语就倾吐出了他的压抑感。

在外宾休息室里，维拉带着受伤害的感觉主动回来了。她喜欢他，这个人平等地对待她，尊重她，同她讲心里话，她受不了把他留给外宾休息室值班员的想法。也许这样一来似乎免不了委身于他，不是说这有多坏，而是好坏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对待她。她一面屈从于自己新生的感情，另一面又为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地位而感到委屈。

普拉东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对维拉说了一番话，如果不是真心话，那就是最有魅惑力的花言巧语。维拉的面庞点亮了，像灰烬拨开，一股风经过。

她新生的爱情具有一种同她一贯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性质。她渴望投入他的怀抱，但她感到，她必须为这一行动赋予新的意义；她不能忍受自己像对待以往的情人那样对待这个人。

他平等地对待她，她也必须平等地对待他。她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这个人。这一次，性爱要求她敞开心扉，她便要冒敞开心扉所要冒的那些风险。

一夜情演变成为一个哲学事件，前者见容于固有的生活框架，后者却要撼动和破坏它。维拉把自己锁在另一间包厢，感到恐惧。怎么，她要为这个一天前还素不相识的人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同自己的整个生活决裂吗？“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在痛苦中，唯拉叫出声来。

当维拉为普拉东打开房门时，她是一时软弱，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了呢？第二天中午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马后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热力学问题，不是给定初始条件就得到可预期的结果，或者根据结果可以推定初始状态。

维拉这辈子从来没听过普拉东说的那番甜言蜜语，有可能她从来没听过哪怕稍微相近的话。这些话激发爱情，鼓舞牺牲，是在匮乏而不是充足的情况下。不过，故事给了她独处的时间，她用这段时间思索、忧虑、恐惧、悔恨、踌躇、愤怒，最后，她用那首歌给她的思路作结。当她向安德烈迎面走去时，她不是在冲动的驱使下向他走去的。

这个电影公映之后不到十年，苏联就解体了。电影借演员的嘴表达了一些看法，维拉讲得比较直接了当，普拉东则比较隐晦。他说，“只在这个火车站上，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自由。”（根据英语字幕“And at this station of all plac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felt free. ” 而汉语译制片对这句话的翻译意思稍微有些不同）他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生活里充斥着对制度的暗示。一个意外把他从体制里抛出来，他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安全感，反而感到了自由。 那首歌在片中第三次演唱是画外音，画面上，维拉与普拉东两人在雪地里紧赶慢赶，向监狱奔去。还是维拉的声音，这一次深沉有力，像俄罗斯在唱。 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尾巴。假释的囚犯与餐厅服务员重逢的那一段戏，你看了忍不住要笑出来。 我们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尖。早上八点的太阳在篱墙上闪耀。当典狱长听说他的囚犯还没归队时，意外、失望、严肃、忧伤一齐来到他脸上。当手风琴声飘进高墙，传到他耳朵里，他眉头舒展，咧开嘴笑了。 我仿佛听见导演要求他，“要像担忧整个人类命运一样显出沉默忧伤的神气；要像看到人类的希望那样露出欣喜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