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

纪录片《城市梦》个人分析 1、拍摄对象选择： 小贩和城管的对抗阵营。首先这部片子看上去不那么像纪录片的很大原因在于民间性。但也是这个性质，这个片子在观看完毕后并不会给我太大的真实感，我主观有余且客观不足的认为这部电影的选角是一大缺陷。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记录的方式是对人物进行机位跟拍，也就是说镜头成为了工具。而恰好两位人物分属的阵营又是极其具有“镜头感”的。所以，这部看似真实的纪录片其实有没有那么真实。导演陈为军的拍摄是必须要在武汉当局的批转下完成创作，所以，肯定会避开对城管形象的负面描绘。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就说这个电影是为城管洗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官方介入。 任何部门想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必不可少的是维护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所以，我在观看的时候明显感到城管的处理方式并不果断，甚至在法律范围内的忍让，整个安置活动持续了一个月之多，可见效率的低下。不得不怀疑是镜头的作用。当然，最明显的还是王爹爹的表演，说实话王爹爹很清楚镜头的作用，他面对城管犯浑打岔是因为他很清楚镜头对公职人员的“威慑作用”。包括故意提起调侃的局长守黑钱云云，可以明显的感到目的性。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真实记录。我很喜欢的导演、作家是枝裕和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写道：“电视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现剧本的内容，而是在不断到来的“现在”，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参与呈现出来的即兴演奏会。而现在我个人对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也陷入了迷茫。我总结出来两个对立面： 正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所以主角在面对镜头时并不是最自然的表现，会缺乏真实性。 反面：偷拍（不让被摄主体知道自己被拍）是无法让对方完成自我表现的。虽然是最真实的体现，但是“偷拍的影像根本称不上纪录，我不想这样拍”（是枝裕和认为） 所以，原本在两个观点内我是站是枝裕和的观点的，认为“正面”应该算是对当下的捕捉，是真实的记录。但在看完城市梦和一些视频后我会发现，当人带着目的性去表演时，即使是对当下的捕捉那也是虚假的呀。为什么王爹爹敢在镜头前撒野，为什么只有“反面”的偷拍才能揭示黑暗，315晚会的曝光几乎全是暗访。这样以来正反面都被推翻，我陷入了迷茫。对纪录片的认知开始模糊起来，当然，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早有了解决，根据正反面不同的特性，出现了纪录片的两种形式：观察式纪录片（正面）和反射式纪录片（反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形式是因为纪录片从业者也没有弄清楚何为纪录片。在此，我提出一个我个人对纪录片的浅薄认知：“记录有用的东西，只要正义的不管是真实还是虚假，它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求，它就是值得我们留下的；可能会丧失真实性，但就如历史一样，只会有胜利者书写。我们能做的是发挥我们的作用，用自己的行业为万世开太平。”而此外所谓的正反面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变成了为我们达到纪录片目的服务的形式。至此，完成了我对纪录片的解答。 2、主线结构设计： 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的主线结构是有两个的： ①剪辑方式和结构上：并列式结构。也就是我们在写作中所说的多主线剧情，即在同一时间，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对比。这种方式的用途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现在《两杆大烟枪》《疯狂的石头》等黑色幽默电影里面的。作用很明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事件的发展过程，以此来制造影视效果。相同的还有《怦然心动》此类文艺片。这种设计可以让观众全方位的了解人物，增加立体感。包括塑造张力。张力的来源就是读者和观众对角色的多方面认知，王爹爹一家可怜又可恨，城管正义又缺乏人情。这样的观感往往是在多方位的立体塑造下完成的。 ②（个人观点）内容上：对照式。对照式的基本结构是提出中心论点，然后进行对照验证，以一方的行为衬托另一方的行为，从而验证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根据影片的题目“城市梦”，和对内容的大概概括来分析，还是分为两对立面： （1）以王爹爹一家的“城市梦”为中心，他们想在武汉扎根，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城管的这些行为就成为了对照，来反映王爹爹一家在城市扎根的艰难和小人物在城市发展面前的渺小，在生活面前的无奈。 (2) 以城管的“城市梦”为中心，武汉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梦想，要求他们进行清扫王爹爹的地摊。这些小摊的反抗又成为了他们城市梦的对抗。 正是两部分主人公的城市梦不同，所以他们的矛盾才更有张力，才让人难以做出选择，生存和发展。 所以，从结构上看，我对这部电影是肯定的，不管是一词多义的影片名，还是两条主线的角色身份对立，塑造的还是较为成功。 三、故事张力 故事是围绕王爹爹和城管队的矛盾展开。首先在代表势力上王爹爹所代表的底层生活人民和城管代表的底层管理人员具有相统一性。双方的矛盾之所以尖锐，也在于两者都具有被动，正如城管队长所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城管队长受命于城市发展，而王爹爹则受命于生活，所以一开始的立场鲜明便决定了故事的走向。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会剔除掉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因素，也为王爹爹这场闹剧的后续奠定了结局。其中王爹爹之所以处于弱势，一方面它代表生活最底层的人民，另一方面他所斗争的是其实是阶级的对立，这也是故事具有张力的地方。所以这场闹剧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的体现：“阶级发展的对立”即乡村的人来到城市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却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因素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赖”在城市，而这又是不被城市允许的，他们该如何生存？这种阶级对立的问题中在很多影视中都有体现，包括《雪国列车》《寄生虫》《灵笼》，但无一例外的都是无法解决，因为其发展的必要性要求剔除糟粕和落后，所以从本质上讲，王爹爹只能是牺牲的一部分。但是在人道和情感上来说，人们也希望给弱势群体以帮助。这些问题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所以双方都进行了让步，王爹爹依然以他的方式在城镇生存，但这并不是长久的。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王爹爹的孙女最后只上了一所中专，那么他的子孙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现实，游离在乡村和城镇之间，我们不得而知。 3、画面拍摄： 以纪实的方式服务于人物的塑造，画面的拍摄是没有加任何的演示。完全服务于角色。比如：比如城管在让人暗中调查水果店的营销额的时候，对暗访人员采用的是窥视镜头。而在一些争吵和打斗过程中使用摇晃，以增加体感和氛围感。 打破了纪录片的一些方式，并没有特别注重画面的稳定和美感，但是却把画面语言讲到了极致。剧情的走向很少的解说的采访提问，让观众更有沉浸感。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它的画面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在记录的同时达到了自我的讲解叙述。 4、主题内容： 记录上算是很大程度的真实，但是浮于表面。其实从一开始王爹爹一家争取的生存权，又得到吗？影片中没有体现，结果看似皆大欢喜。但其实经不起推敲，生存权不是来源于摊位，而是来源于收入。对王爹爹的这一代来说，收入来源自于摊位，但并不是说换一个摊位，他的收入还是能足够家人生存的；而对于下一代来说文化才是生存权，我那天就如此聪明，为何在晚年却靠摆地摊生存？在影片的引导中，我们发现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孙女的成绩，俺在最后她的孙女却只上了一个中专。 陈为军导演记录了人民生活与城市发展的碰撞。但是他的意义落在了哪里呢？我看到了社会的痛，却没有看到可以疗愈的药。作为观众，刚看完时我很感慨，震惊这部影片带给我的冲击。但现在想想，却像是画了个大饼，我描绘了一个真正的悲剧。如果说这是一部小说、戏剧那我觉得毫无问题，只需要带给人艺术和思考就行。但是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它是要传递一份价值和意义的。我看到了导演想描绘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对抗，但是之后呢？所以，《城市梦》并不是一部正能量的影片，它所承载着社会问题和黑暗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当然，瑕不掩瑜，我依然认为这部纪录片是一部好的纪录片，以它独特的方式，展现我们社会的问题，真实的去反应了因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王天成显然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说是一部纪录片，可这位70多岁的河南老头简直具备演员的天赋，有时你甚至难辨真假——这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就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既觉得老头耍无赖博同情的技能已经过火了，又无奈的理解他，不这样他们一家就无法活下去。

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在王天成的带领下，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已打拼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发展出卖皮带、卖衣服、卖杂货、卖水果种种，有自己多年的老主顾，也有周围眼馋的竞争者，但最让管理部门头疼的是，他们无证经营并占据公共道路太多面积，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感到不公，也成了城管眼中的顽疾。

然而王天成自有生存之道。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搞得定徒子徒孙，也拿得了定海神针。没人来打扰时，他就是花果山乐得逍遥的山大王。

他会做生意讨生活，是一个聪明又和气的杂货摊主。他会毫不吝啬的夸客人穿上衣服有多漂亮，用夸张的方法展示他的皮带有多好，还时不时给人实惠，对着路人、镜头毫不怯场表达自己的演说才能。他满头银发，叼着烟斗，随意调侃一句“斯大林也这样”，还有几分幽默。

正如孙悟空好玩在“大闹天宫”，王天成也好玩在大闹鲁磨路。每每我们觉得战斗的气息浓了，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城管要来执法时，王天成就像一只所有体毛都竖起来的公鸡。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武器，怒发冲冠，怒目圆瞪，赤膊上阵。他可以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可以把西瓜摔得稀巴烂，可以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还可以把口水啐人一脸，随时往地上躺平。

他超强的表演欲给这个故事竖起了一个绝对“男主角”——只要镜头来了，他就有办法给自己加戏。鲁磨路没有这个银发战神，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

不过就像所有精彩的英雄片，英雄如果没有软肋，自然失去魅力。如果孙悟空不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被套上紧箍咒，纵有天大的本领人们也不一定和他站在一边。观众把挑战权威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七旬老头身上，又在他战斗完的疲惫里看到他平凡普通的那一面，这位主角因此才具有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赖摊贩，狡猾的生意主，更不是一个完美战神。

当夜幕降临时，老头卸下一身盔甲。他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他安抚好小狗说“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骄傲的谈起孙女的成绩，为她打算将来……你又感到他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身上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满身伤痕。

某时某刻他的倒地，像是装的，又像是自然流露的软弱。实际上我们快忘了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穷人，他只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斗志。

在无数路人眼里，老头也许只是一个狡黠与刁蛮并存的战斗者。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就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充满了全部的理解与原谅。

如果说王老爹挑起了战斗主角的职责，让人看不到他的软弱；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默默讲述苦难的人。他23岁就意外工伤失去右手，在这部纪录片里却很少流露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多时候他保持微笑，细声慢气的和女儿聊着天，和老婆共同面对。

在王老爹身上，镜头表现的故事总是剑拔弩张的；但在他儿子王兆阳身上，镜头则像空气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城市外来者真实的生存面貌。

在昏暗脏乱的家里，王兆阳没有表现出太多卑微怯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显而易见的，上初中的女儿想吃一顿有肉的饭都难。可这个父亲并不那么经常说自己有多辛苦，有时还会和闺女轻松调侃几句，有时也颇为自豪的说，女儿从不让他们操心学习，话语中更多是在城市不输别人的骄傲。

让我触动落泪的几处，都来自王兆阳。他回乡和十几年没见的乡亲聊天，谈起自己右手残疾的遭遇，他没有仇恨，反而面带微笑，“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回到老宅，年久失修，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他们也回不去了，王兆阳也笑着对镜头说，“这就是电影里的那种鬼屋。”

他也有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的时候，躺在床上，以为困难再也顶不过去了，他的老婆却和他一样乐观坚强，耐心的劝慰他，回忆最早打拼的日子，“那天刮了多大的风，卖了300块钱在手上，咱俩回去高兴坏了。”

这些话都是笑着说的，却让我泪流不停。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心愿无非一个，让女孩在武汉上完初中，顺利考上大学，她已经是新武汉人了，要在这里扎根。

如果说王天成在用硬碰硬的方式保护家人，王兆阳就是那个让人温暖舒服的，用软软的羽翼去呵护他们的人。女孩像被保护在安全的壳里，对家里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完全不知。当她提出想要一个智能手机时，父亲王兆阳也只是委婉的说，“想买一个好的，那要等一等哦。”

我想起生活中可以经常看见的焦虑父母的模样（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不自觉把生活的重担往子女身上压时，以为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担。可王兆阳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残疾父亲，却已拥有太强能量。生活教会他独自扛下所有遗憾与伤痛，他可以为这个摊头孤独守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疾，可以鼓起勇气谈判，但他不会怨恨。

当一家人商量好今后打算，他用左手写下工整、流利的申请书——“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四个字已是千言万语。我想谈判的另一方，看到这样不卑不亢的文字，心中多少会有震动。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王兆阳是弱者，但他不轻易示弱。他和老婆都是活得有尊严的人，他们让我充满敬意。

其实《城市梦》拍到这里，已经尽到一个城市记录者的职责了。陈为军把镜头对准我们可能每天都会路过忽略的人，放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柔软与坚韧，让某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绪显现出来，成了城市精神的具体注脚。

然而我佩服陈为军的是，他的镜头不止对准了这一家人，记录他们一家在城市艰辛打拼的同时，他还有另一组镜头，记录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在那组素材里，我们才更多的被颠覆了认知，慢慢也能从刻板的嘲讽、挖苦、仇恨中，多生出一点理解与宽容。

关于城管人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从李队长口中说出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同情与无奈。

尽管这点无奈并不会改变王家是弱者的局面，城管终究是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再不济也可以用最无情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忽略每一家人实际面临的困难，只要把占道经营的摊点拆除即可——但当李队长说出自己也是弱者时，这份工作便比无情的法律法规、无情的办法多了一丝人情味。王家人是底层，他们是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对立两面，而是都在困境中，都是弱者，需要理解与共同努力。

胖胖的胡队长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片中他和王兆阳的性格有点像，像根柱子时刻保持微笑，任泼辣的王老爹打骂也不还手一下，每次冲突过后，他还能努力的再与王老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向领导汇报时，胡队长提到王老爹妻子李书香去看定制棚屋有点感动，他也被那份感动感动，想要说下去，却被领导打断了。领导告诉他工作重心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

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传统执法者和新一代处事方式的区别。也许在领导看来，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是谈判策略的一个工具。但我仍抱着最大善意去理解胡队长带王家人去看新地方的初衷——如果不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在城市生活下去，他也不必费心去做这么多事，只要拆掉报亭，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后的温馨结局，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故事的认知，也不知道现实中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有人因此认为它肤浅，连同“伟光正”的名字来理解《城市梦》，说它就是一部城管宣传片。

我却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悲哀的，王家人流落街头，城管暴力执法，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能量吗？它因此就更加深刻了吗？还是说这个拍摄过程、这件事本身的解决结果、最后这部片子能够上映，将城市管理问题阳光的放到公众眼前，就已经展示了一种能量？

不管“深刻”“肤浅”与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陈为军的视角让我觉得最为珍贵。我看到一个具有强大悲悯之心的创作者，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人们眼中的强者、弱者，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的人、自私的人……他都向他们投以平等理解的目光，最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面对苦难的坚毅、团结与智慧。这比仅仅只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

因此在《城市梦》里，外来者王天成的呼声，我们听到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本地人胡队长的呼声，我们也听到了——“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宏大的愿望，渺小的愿望，在武汉人陈为军看来，都是希望在这座城市好好活着的愿望。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定名为《城管》或《我不是钉子户》，即不把他们看成对立两方。“城市梦”暗含对王家人和基层执法者的理解。因为在陈为军的眼中，他们都是武汉人，他们都热爱这座城市。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博弈的过程尽管生猛辛辣，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最后的温情、乐观也有一种热气腾腾，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也恰似武汉城市精神的另一面。

还记得王兆阳说的那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吗？

“人家说什么是幸福，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陈为军把最后一个镜头给了他们一家人吃饭的画面。

是的，他的城市梦，他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了。

咒骂，追打，扇耳光，脱光衣服躺马路，这是王天成处理问题的方式。向所有观众展示了底层人民为了生活进行的顽强斗争。很多人说这种斗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城市梦--让自己的孙女成为城里人。这种方式真的能实现城市梦吗？还是自己的孙女会踏寻自己曾经的脚步，再次成为这个城市的底层漂泊者？ 电影结尾的一段字幕“孙女考入中专”仿佛告诉了我们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难道命运有枷锁，会把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荣格说过：潜意识指引着你的人生，而你称其为命运，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即被改写。如何影响下一代的潜意识，从而真正意义上改变下一代命运？我认为是教育。而片中王天成一家却完全忽略教育，不论是王天成还是王天成的儿子都肆无忌惮的向下一代的潜意识植入自我的偏见。

在女儿出境不多的片段中有两段我映像深刻，一段是关于戴红花，王天成儿子认为本地小孩带红花，外地的没有。而女儿却补充到是按学习成绩来的。另一段是关于买手机，打趣自己的女儿，问到是应该给你买个好的还是差的？结果好的差的现在都不买，留女儿一个人在床上委屈。生活已经够残忍，这种戏谑和嘲笑可能已经无数次发生在女儿校园生活的环境中，回到家还要再次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这种童年的经历和感受毫无疑问将写入女儿的潜意识，支配她的命运。

教育从来只有两种形式--言传和身教。对于像王天成这样的底层者来说身教是不可能了，因为为了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以牺牲自我品格的方式去斗争，这是底层家庭孩子潜意识中不可摆脱的负面形象和劣势命运。所以言传这一部分成为了决定性的教育方式，比如买手机这事，可以买好的也可以买差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对于手机的认知，买好的让孩子明白在贫困家庭这意味着爱，买差的让孩子明白周遭的物质决定不了年轻人的品质，起决定作用的是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让孩子在物质贫瘠的年代成为一个头脑健硕的人。

倘若缺乏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去认清世界以及自我的本质和真相。那么孩子就无法从过往的生命中获得力量，自然就逃不脱这把命运的枷锁。

那时城市梦终将是个梦。

吃午饭时本来想放松一下看个纪录片，没想点开了《城市梦》，然后一下午过去了，心中五味杂陈，眼泪稀里哗啦。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简单用善恶好人坏人来分辨人类，但人性、社会的复杂性，岂是简单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总感觉王天成、王兆阳父子，虽然没上过学，是从农村来城市讨生活的，但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多时候说出的话真的蛮有文化、有朴素的哲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普通人最真实的面貌。他们是那么坚韧而顽强地活着，有精明有算计，却又那么吃苦耐劳、朴实热情。天气那么冷，要过年了，老两口还开着门营业；儿媳妇每天4点多起来去进货；王兆阳为了防贼睡在小报厅里。突然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少看些片子，少些各种感慨，好好努力工作，为了生活本身多努力了。 结尾，四年后，感觉王天成一下子就老了。没了老伴的他独自住在报亭里，儿子王兆阳的生活越来越好，孙女考上了大学并会兼职赚钱，那个怼天怼地、声如洪钟、精气神十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许没有了需要他保护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也真的老了。

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想想天天各种搞怪的儿子，眼泪一下子又下来了。

没来还想写写城管，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了，就这样吧，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