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承继

不久前，马丁斯科塞斯一番言论，引起撕逼无数。

我对讨论MCU和《教父》谁才是真正的电影没啥欲望，在我看来，电影的功能性其实是很复杂的，看MCU大俗套很爽很快乐，看《教父》同样也很爽很快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背后，是新兴的流媒体和传统老厂之间的战斗。老马说了，以后传统的好莱坞流水线只会产生MCU，但真正的电影，会在流媒体上延续下去。

这点我相信，并不是说流媒体就没有MCU，我相信MCU也依旧是流媒体内容的主流，不过因为行业发展和资本的关注，流媒体有足够的钱和包容，来满足大导演们在传统好莱坞体系中日益得不到满足的创作欲望。

迪宝宝太可怕= =

当巨头们都开始进入流媒体行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腥风血雨。迪宝宝不说了，MCU、星战一堆计划；苹果虽然某海马王的片有点扑街，但是人家财大气粗啊，《基地》这种天坑都握在手上；亚马逊爸爸冷眼旁观，手下早早备好了《无垠的太空》、《指环王》~~

作为改变游戏规则的祖宗，网飞在干啥呢？！

花钱，花更多的钱。（虽然我有种现在网飞有些投资越来越小气的错觉，比如《猎魔人》就很穷的样子。）

哈哈哈，今年金球奖开场吐槽直接放弃治疗

以至于今年金球奖的开篇，主持人都开始吐槽以后别搞颁奖季了，都是网飞的。

虽然现在网飞的内容越来越杂，作品水准参差不齐，早就不是《纸牌屋》那个时期的网飞。但2019年网飞投资的众多作品中，有两部应该是符合马丁斯科塞斯“电影”概念的作品。

一部是老马本人《爱尔兰人》，带着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还有乔佩西，一帮老头子给他们记忆中的江湖（或者是电影工业）留下最后的敬意和印记，最后感叹时间和现实最终战胜了一切。

另一部就是《教宗的承继》，还是俩老头子，在几场絮絮叨叨和一些讨巧的，世俗化甚至有些刻意的细节中，两个世界上最接近神的存在展示了最人性化的一面——两个充满智慧以及丰富人生体验的老头子在唠嗑中，对自身、信仰和世界的思考。

本片由真实事件改编，我们先来了解下背景故事，

现实中的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于非教徒来说，这位德籍教宗最出名的事迹无疑是他的主动退位。2013年2月，这位教宗向全世界宣布因为身体原因辞去教宗一职，成为天主教廷600年来第一位主动退位的教宗。

在这之前，对这位教宗的评价总是带着守旧、固执、法西斯（毕竟是德国人= =），指责在他领导下的天主教廷，封闭自守，不思进取，已经和世界脱节。

现实中的方济各教宗

饰演现任教宗方济各的是乔纳森普雷西，或许叫他大麻雀你更熟悉一点，这位权游中被瑟后炸成渣的大主教，在本片中饰演了一位完全不同但同样入木三分的教宗。

这位阿根廷籍教宗，一直以离经叛道闻名，比如毫不掩饰自己阿根廷人天性中的热情，爱跳桑巴舞，是个超级球迷，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竞技足球俱乐部的铁粉。就算当上了枢机主教，依旧喜欢到信众中去，以朴实的生活方式和平易近人深受信众爱戴，本人也一直坚持“他是贫者的牧人，弱者的发言人。”

恩，2016年还出演了一部饰演自己的电影，也算是开创了天主教廷新的记录。

《教宗的承继》就是以这两位教宗为主角，讲述了两代教宗传承的故事。

现实中的两位教宗

影片开头，直观地展示了天主教廷信任教宗选举的盛况。

来自全世界的枢机主教们齐聚一堂，他们会在选举期间被关进西斯廷教堂，不选出教宗不准出来，按照教廷的规则，只有当某位枢机的票数超过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1，才能当选新教宗。每一轮投票的结果会通过教堂外的烟囱向全世界公布，黑烟表明失败，白烟表示新教宗诞生。

天主教廷把教宗选举称为“秘密会议”，拉丁文是拿着钥匙，大意是今天不选出教宗就别想出这个门

这场戏也展示了两个教宗的对立，当时还是枢机主教的方济各代表着教廷中革新的声音，而本笃十六世则是守旧派的领袖，这场选举，守旧派取得了胜利。

最后，白烟升起，在全世界信徒的欢呼声中，本笃十六世上台。画风一转，数年时间，人们大肆批判本笃十六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廷越发保守，不思进取，各种谩骂和诋毁。风暴中心的本笃十六世，跪在神前祈祷，拘楼的背影拖出长长的影子，真是背锅侠最好的注脚。

不知道是心灰意冷还是什么原因，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给教宗写了辞职信，教宗也心血来潮，召他来梵蒂冈。

两位教宗初次见面，是在教宗的夏宫中。

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本笃十六世觉得教廷就应该延续规矩，神权必须高高在上，与普通人隔开；还是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的方济各则引经据典反驳教宗，觉得世界在改变，教廷也应该改变。

两个人的性格举止同样鲜明。

本笃十六世是端着的，他是教宗，他是上帝在世间的牧人，帮主牧守四方，他端坐在梵蒂冈的高墙内，驾驭着天主教廷，矜矜业业，丝毫不敢松懈，他不是神，却要扮演神的样子。

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则是个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老头子，丝毫没有枢机主教的架子，和夏宫的嬷嬷还有园丁都相谈盛欢，园丁还送了他一束牛至叶（话说自己做意面或者烩饭真的推荐放这个.jpg）。

教宗的总结是，“人们都喜欢你。”（还好不是权力的游戏，不然这句话堪称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尔~）

两人的争论最终落到了一点，

妥协，还是改变。

虽然有些玩弄文字的嫌疑，前者代表着被动的改变，你做出改变是被客观因素推动，清政府洋务运动就可以看做是妥协，更直接一点叫“换汤不换药”。至于改变，是主观愿意寻求突破，打破常规，许多改变可以看做从内到外的破坏，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这不仅仅是针对教廷的未来，也是两位教宗对自己人生的思辨。

对本笃十六世来说，他的疑问来自信仰和世俗的冲突。作为教宗，他是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的存在，可是也意味着他必须在世俗中维持天主教廷的存续，这其中必然充斥各种妥协，主的光芒背后，是那些令人焦头烂额的破事儿，梵蒂冈银行的烂账、教廷内部的腐化、幼童性侵案......日积月累中，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教宗本人居然产生了信仰危机——他听不到主的声音。

对方济各来说，他的改变，源动力是来自过去的阴影。

影片中展示了方济各最大的阴影，那是一段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历史上称为“肮脏战争”。

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之后，军政府开始了暴行，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

现实中，教会在这段历史里扮演了极度不光彩的角色，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方济各教宗在这段历史中都留下了不光彩记录

影片中，作为教会的高层，方济各向军政府示好，他本人觉得这是为了保全教会，保护他的教士和信众，可是天真的教士显然低估了暴权，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他的上司和几位同事都因为坚持被谋杀被惨无人道的关押和虐待。

他妥协了，然后失败了，他开始自我怀疑，直到被放逐期间，在一所山咔咔里面的修道院中，听着那些穷苦农民的忏悔，然后，他重获新生。

一次次的唠嗑，其实也是两人借彼此剖析自己的过程，

本笃十六世最终选择了改变，改变，从忏悔开始。

片中直接安排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教宗忏悔戏，教宗跪在贝尔格里奥枢机面前，开始忏悔，当然那些涉及现实的东西，比如教廷内的幼童性侵丑闻什么的全部消音处理，再次觉得导演真是鸡贼~

这种展示，不仅仅是把教宗的神性剥离，更是血淋淋地把教宗描述为一个罪人。

最终，他选择了退位，这个以保守著称的教宗，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做出了最不保守，最离经叛道的举动，无论如何，这位老人值得尊敬。而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未来的方济各教宗，则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一生，他至今都在赎罪，并且愿意为改变付出一切。

实际上，全片一直在把教宗的光环抹去，看着两位教宗唠嗑，我们了解到了教宗也有小爱好，本笃十六世喜欢看肥皂剧，对芬达这种肥宅快乐水情有独钟，出过自己的专辑，虽然他连披斗士是谁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人说猫王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没毛病~流行文化至少在传播方面碾压传统宗教= =）。方济各是个真球迷，接受教宗接见也不忘看比赛转播，也是天生的拉丁舞好手。至于吐槽拉丁文和英文、一起看世界杯决战、吃街头小店的意式薄皮PIZZA，这些细节无不透着小机灵和讨好观众的气息。

这片如果是天主教廷的宣传片，这种放下身段的自嘲精神，我能给99分。

又接回开头的问题，NETFLIX和一大堆流媒体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好莱坞工业体系。一个新生的体系开始挑战旧有的规则，这其实是世界发展的常态。不同的是，阻碍流媒体的只有金钱，而阻碍天主教廷的却是整个世界。

表面的固执、保守、某些性侵的丑闻背后，是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不可逆的，就算天主教廷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力阻挡的改变，教宗毕竟不是上帝，就和尼尔盖曼在《美国诸神》中描述的那样，古老的信仰日益衰弱，他没办法让现代的，天天被互联网信息轰炸的，更加强调自我意识的人们再次回到中世纪，可以为了一张赎罪卷舍弃全部身家。

留给本笃十六世的选择其实是很现实和世俗的，

要么故步自封，要么打破藩篱，为了教廷的延续，改变也好，妥协也罢，必须做出选择，

既然他自己搞不定，那么就找一个搞的定的人，他的理念不重要，他的站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坚持来做出改变。

这个角度一看，其实整部电影是一场大型的教宗面试节目（雾）。

现实.jpg

至于方济各教宗上台后，电影给出了一排排墙的特写，这无疑是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墨西哥边境（川普继续躺枪），方济各教宗的发声传递了一个很普世的价值观，

BULID BIRDGE,NOT WALL.

可惜现实好像反了~世界和天主教廷依旧麻烦不断，无论方济各教宗前段时间发表的措辞强烈的反堕胎言论还是不耐烦拍掉信徒拉住他的手，这位教宗似乎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教宗：“爱让我们有耐心，但我们常常失去耐心。我也想为昨天的不良示范道歉，有时甚至连我都失去了耐心。”

当然，我作为一个从小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宗教影响的普通人，也没有足够的眼界和资格去讨论教廷这样庞然大物的存续问题和涉及十数亿信众的信仰问题。

这片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俩老头子的神仙演出，唠嗑过程中，没什么高潮也没什么强烈冲突，可是你就是能从某种程度理解两个教宗，哪怕你只是一个无信者，哪怕事后想想，某些处理似乎有些美化人物，有些言语似乎有那么一点伪善，某些思想其实和你本人并不太兼容。却因为两个老人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一想到这可能是这辈子最后看到这些神仙演戏，

我只能说，且看且珍惜。

当一个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一个绝对主义的赞同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道义论者……当教皇本笃

与

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相对主义者的同情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目的论、功利论者——主教贝尔格利奥

交谈，

或曰论战，他们的谈话内容堪称经典：

本笃强调界限、传承，贝尔格利奥指出那界限是隔离墙，传承不过是不懂变化的自我辩解；

本笃立刻指出正是墙让建筑坚固，贝尔格利奥反问：基督，他建墙了吗？

这是真正的“棋逢对手”意义上的相称交谈，而这种交谈之不会有结果，在于两者都是善，且都是深思熟虑的善。对一切已经有了答案的人，可不仅仅是贝尔格利奥主教。

所以，客观上，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这边的，因为无论教皇如何能够证言传统持存的优先价值，他与贝尔格利奥的交谈本身就说明了“相对且都有理的事物”——也就是多样性——成立。

有谁会反对多样性呢？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的角度，如果他是一个更尖锐的哲学学者，他就会问，你那种信念难道不是来自于多样性本身的允许吗？

但是我们也大可想象，精到又学究的本笃教皇一定会问主教贝尔格利奥，那么，你对多样性的拥抱为什么也表现为毫不妥协的绝对呢？

相对主义是绝对的吗？绝对教条真的绝对吗？天使不是5世纪才有么？

交谈陷入了僵局，但真正陷入僵局的是两位教宗所表征的善。

到底什么才是善？为什么人们对善的看法如此不统一却又如此坚强？最虔诚的心灵尚且如此，更别说世人在彼此的所处的关系中。

直到我们忏悔。

忏悔中，我们讲述自身的故事，并在故事中找到坚持这种善或者那种善的根由。

故事成为了善的根由，这意味着叙事对于说理的优先性，这其实很符合人生的实际情况，毕竟我们是被随手抛入这个世界的，先是兴于诗，然后才立于礼。

但，我们还有另一种忏悔方式，如果说，开明而自由的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是一个经年的灰暗卷宗，那保守严肃的教皇的忏悔，从根本上则是在光明中的咆哮；如果说，贝尔格利奥主教的忏悔特别容易让人理解——并因此符合他的平民精神的话，那么本笃的忏悔则不那么好懂，因为这个在世间代表上帝的人已经从一些征兆里、从自己的宗教心灵中，再也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了。

因此，本笃对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所进行的宽恕，体现出来的是人类的同情与仁慈，并且在那里，善的根由得以理解，我们由此知道，即便是“相对主义”，但对具体的人来说，相对也是绝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拥有这种同情和仁慈，那么，贝尔格利奥对本笃的忏悔所进行宽恕，是不可能的。因为，本笃的忏悔里蕴藏着本片最大的危机，理念上的危机：是不是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再看一下贝尔格利奥当时的眼神。

他其实有点被吓到了，那个时候他甚至连“Im sorry”都说不出来，他只是怔怔地看着教皇。在信仰的核心圣地，贝尔格利奥面对的一个失去了信仰的人，而他是教皇本人。

这当然是最深刻、最高的忏悔，也是交给贝尔格利奥的“考题”，因为表面上是本笃通过这番忏悔向贝尔格利奥发出不能拒绝的邀请，但其实，这是对他的考验。

所幸，本笃继续说了下去，贝尔格利奥的从中立刻找到了善的标记，他凭借这个立刻恢复了他作为牧羊人的自信，恢复了信念的安定。

但切莫认为这个标记就是本笃说他这几天又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不是善的标记，因为善的标记不在于善的恢复，而在于善的寻求。CS路易斯早就说过，近有两种，一种是离得近，一种是趋近——后者才是动能的，才是永恒的善的标志。所以，本笃是这样讲述的：上帝不是离开了，而是说“去吧……我忠实的仆人。”

这绝非修辞上的差别。

由此，上帝仍然是可理解的上帝，他的权能体现在本笃身上，就在于仅这句话便表达出了本笃的全部生命故事；但，需要留意这个故事不再是叙事式的，而是理念式的：能动性才是善本身，而人的能动性就是带着爱去理解和寻求真相，因此从根本上上来说，人的“目的”原则是善与一切和解的根源。

也许，我们的世界首先是叙事的、是诗的；但最好的故事，最好的诗，是被理念领向高处的。

和解，终于达成——或者说，两位早已年过半世的伟大笃信者，再次从彼此身上确认了自己仍然、以及必将继续走追寻上帝之路的实践。

电影是“哲学与诗的结合”，这部电影名至实归，我们在它的诗意中会心一笑，我们从它的哲理品质里发觉难题与解答的可贵。

前几日，我在检索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生平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我不曾了解的痛心事实：我非常喜爱的画家塞尚、德加，以及另一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原来是反犹分子。

回到历史中，这牵扯到发生在1894年法国的一件冤案“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一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军官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在有专家表明他的字迹与间谍情报不符，其他生活工作细节毫无瑕疵的情况下，这位犹太人军官仍被判终身流放。直到1896年真正的间谍被抓获后，德雷福斯的冤案仍然花费了颇长的时日才得以平反。

当时这一著名案件撕裂了法国的整个社会。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仍然高涨。在印象派画家群体里也分开了两个阵营，一方是反犹的德加、雷诺阿、塞尚以及罗丹，另一方是唯一的犹太画家皮萨罗、莫奈、女画家卡萨特以及塞尚幼时好友左拉。左拉一直为德雷福斯的冤案奔走呼号，但后来遭到迫害不得不远走英伦。

另一方的反犹画家呢？德加与自己多年的犹太人好友一家断交，撵走了家中的犹太佣人，并与皮萨罗断交。同样与皮萨罗断交的还有塞尚。要知道在塞尚不被家中认可而秘密与妻子结婚时，是皮萨罗为他们夫妻提供了住所，并于窘困之中接济他们家庭的。雷诺阿呢，在家里的画室大谈反犹：“他们（犹太人）来法国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要进行战斗，他们就会躲在树后面。军队里有很多（犹太）人，因为他们喜欢穿华丽的制服招摇。如果他们不断被所有的国家驱赶，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空间。”（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当今社会也异常地耳熟？）正是当时欧洲弥漫的反犹立场，使希特勒和纳粹得以堂而皇之地隔离、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即使战后，各地的欧洲人仍然继续敌视甚至迫害犹太人。

这篇我翻出的旧闻对我可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要知道，我多么喜欢塞尚笔下众神像般的大浴女，多么喜欢德加笔下高雅飘逸的芭蕾舞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检索了好多文章，希望着自己读到的是偏颇之词，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章印证了他们的反犹立场。于是接下来的几日，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我当然理解人无完人，但我能否把画家的人品与他的艺术相分离？扪心自问，我很难说我可以。

就在这样的困惑中，我今天看到了电影《教宗的承继》。意想不到地，我在片子里找到了答案。

片中阿根廷红衣主教弗兰西斯接受退意已生的老教皇对往事的忏悔，他说：“请记住：真相至关重要，但没有爱，真相是令人无法忍受的。”（But remember, truth may be vital, but without love it is also unbearable.)

是的，我不可以忘记自己喜爱的画家那令人愤懑的反犹立场。而我能不能从内心里宽恕他们呢？我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能面对难以忍受的现实。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回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但前提是，事实仍然是事实。我不能选择性忽视这样的事实。

这就是一部好电影－《教宗的承继》带给我的巨大收获。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遇到难关时，这句话依旧会醍醐灌顶。铭记，并心怀感恩！

看完《The Two Popes》真的爱了，从教皇本笃十六世与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互不理解到后来结下深厚友情。

取材自真实故事，所以用了影片和纪录片混剪的方式来还原。多以两人对话为主要镜头，回忆，忏悔，理解，扶持种种情感的变化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因为色彩较为明亮，不会让人觉得乏味低沉。

中间特别是主教贝尔格里奥对自己年轻时有意做Priest开始的回忆，如何在暴乱中施爱与保护人民，但同时为没有保护好伙伴深感后悔与自责，最后又被指控为右翼分子等等的辛酸。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路的苦，他都是用虔诚的心去看待所有。

印象深刻地就是教皇对他说的这几句：“But now I can hear His voice these last two days, I’ve heard His voice again. And the voice is the last one I expected to hear Him speak with. It’s your voice.”（教皇告诉他：我通过你 听到了主的声音）

主永远都会守护在最虔诚的人身边🙏

影片以两人观看2014年世界杯决赛结束，贝尔格里奥是阿根廷人，教皇是德国人，而决赛正好是阿根廷对德国。互动对话简直太有爱了，吃着披萨，支持着自己国家的球队。这段收尾真的太棒！这样的友谊好令人羡慕😀

　　两个完全不同的针锋相对的人，如何在三场对话中改变想法，达成共识？请看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乔纳森·普雷斯的演技，真是浑然天成，将人物动机及其转变完全诠释，毫无破绽。网飞搭建的西斯廷大教堂还原度太高了，壁画真美。配乐好听。

三次对话

　　第一次谈话，花园散步，双方交换教义观点，不欢而散。

　　第二次谈话夜里晚餐后，小客厅，本笃摒弃教义分歧，寻找共识。先是交流初心，第一次聆听到主的声音，贝尔格利奥回顾了自己青年时出家的原因，本笃了解到他信仰的坚定。而后交流休闲娱乐个人爱好，本笃向贝尔格利奥展示了自己的古典乐爱好，贝尔格利奥则谈到了摇滚乐、足球，本笃还爱看电视剧。以一个祈祷时抽烟还是抽烟时祈祷的笑话为结束。

　　第三次谈话是第二天，在西斯廷大教堂里发生的，即投票产生教宗的地方。本笃告诉贝尔格利奥自己决定退休，贝尔格利奥震惊，一再劝阻。本笃让贝尔格利奥来做教宗，贝尔格利奥觉得自己有罪不行，忏悔自己在军政府时期的行为。在两人的交替讲述中，展示了贝尔格利奥的修行历程，抛弃耶稣会士的保守，转为深入平民的前卫。

　　接下来谈话继续，但场景改变，进入泪室，即圣器收藏室，选举后教宗首次亮相前，在此穿戴传承下来的服装配饰。在这里，两人相互忏悔。本笃谈到了自己在丑闻中的决策，贝尔格利奥再次力劝本笃留任。这里安东尼·霍普金斯演技爆发，本笃说自己已经聆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或许上帝在说的就是让自己走，最终说服了贝尔格利奥。

两人风格

　　两人的生活作风完全不同。本笃是学者，严肃古朴保守，坚持传承的教义；德国人，在欧洲的中心，在罗马生活多年；熟练掌握多门语言，精研教义，出过多本书；不拘言笑，从不大笑，不说笑话，不喜欢人家与他开玩笑；与人保持距离，不拥抱只握手，独自用餐；一生独行，不爱人际交往；用餐节俭，虽然住在奢华的宫殿里，但吃着土豆泥；不饮酒不喝咖啡，只爱喝芬达；喜欢音乐，但只爱古典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这里也大秀琴技），出过唱片。

　　贝尔格利奥出生在南美贫穷国家阿根廷，意大利后裔。出身平民阶层，喜欢市井生活，喜欢足球、摇滚乐。他喝酒，喝葡萄酒也喝啤酒。喜欢泡吧与陌生人一起看球，一起欢呼。喜欢跳舞，探戈，甚至还要教教宗跳。他喜欢人群，深入大众，喜欢在街头、在酒吧、在餐厅、在宫殿等随意地方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而且很快就能相谈甚欢，得到人们的喜爱。喜欢讲笑话，喜欢与人开玩笑。除非必要，他不爱穿司铎的制服，平时穿着与普通人无异的平民服装。他生活俭朴，反对教廷的奢侈。平时不住在自己主教的豪华宫殿，即使到了罗马，也不住在教宗安排的地方，而是自己出去住狭窄的小旅馆，自己洗衣服，在路边吃披萨喝咖啡。

俩人的共同点，相互理解的基础

　　这两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管从观念还是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相反的，针尖对麦芒的。两人只有不多的共同点。

　　一是音乐，虽然一喜欢古典，一喜欢摇滚，但神奇的是二者有交集——知名的摇滚乐圣地艾比路，这里有间教堂录音室，披头士在这里录音，本笃也在这时录音。影片开始时，俩人第一次会面是在厕所里，贝尔格利奥哼着一首小曲，还不是教宗的拉青格问他，你这曲挺好听的，是哪首赞歌？贝尔格利奥说是皇后舞曲。虽然这是一首摇滚乐，但音乐不会骗人，确实挺好听的。

　　二是“保守”，贝尔格利奥出身耶稣会，以保守著称，他青年时代作风、教育风格保守，跟本笃差不多，这也算一个两人可以相互理解的一个共同基点。

　　三是都经历过极权统治，且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贝尔格利奥在军政府上台时为其服务，保护了一部分人，本笃则在二战尾声时被征召入伍德军，辅助空防部队，片中不止一处出现指控他为纳粹的镜头。片中贝尔格利奥忏悔时，本笃安抚他说，“所有的独裁统治，都会剥夺我们选择的自由，这点你我都知道”。

　　在客厅第二次交流中，虽然不争辩教义，但谈到了初心，第一次聆听到主的声音，俩人了解到彼此信仰的坚定。后面俩人还交流了生活方式，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了达成共识的可能。俩人对教义的推崇虽然不同，但只是方向不一样，贝尔格利奥也没有超出基督教义的根本。以抽烟和祈祷能不能共存为例，可以很好地诠释保守与前卫的不同，只是理念上的区别，关注点不同，但是可以共存的。

人物动机

　　贝尔格利奥的动机比较简单，他对现任教宗领导下的教会发展方向失望，决定退休，多次递上辞职信，但毫无回应。他买上飞机票，前往罗马，此行动机是要让教宗批准他退休。片中他多次递上辞职信，但教宗一再否决。

　　本笃的动机比较复杂，我看了好几遍才揣摩明白。他领导的教廷遭遇巨大危机，内部信息泄露了银行不当行为和主教性丑闻。在这个时候贝尔格利奥递上辞职信，要辞去枢机大主教的位置，返回基层当一个小司铎。这一举动，本笃认为是抗议，对教廷的抗议，对自己的抗议。贝尔格利奥是他最大的批评者，是政敌，之前差一点当选为教宗。他收到了贝尔格利奥的辞职信，一开始很高兴，但他不能批准，这样会让教廷面临的舆论困境更加雪上加霜。他把贝尔格利奥召来罗马，一开始是想说服他，让他放弃退休。本笃在面临危机时，有想过退位，但因为接手的可能是老对头贝尔格利奥，所以就放弃了退位的想法。这两条就是本片开始时本笃的动机。

　　在第一次召见的花园对话中，俩人针锋相对交流观点，格格不入。本笃认为贝尔格利奥在指责自己，要对丑闻负责，最后怒气爆发，几乎要批准贝尔格利奥的辞职了，他甚至还说，“你说你不再愿意当枢机大主教了，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他几乎认为从教义观点上看，贝尔格利奥已经不算天主教徒了，不适合当司铎了。但是他在怒气中控制住了批准辞职，甚至将其逐出教会的冲动。

　　在第二次谈话中，本笃的动机开始是随便聊聊，但从聆听主的声音开始，俩人开始了良性互动，本笃认识到贝尔格利奥信仰的坚定，感觉不错，开始决心摒弃教义分歧，寻找共识。贝尔格利奥在本场景中的动机，则是知道了俩人间的分歧无可救药，在陪聊时伺机就要递上辞职信让本笃签字。

　　本笃分享了自己听到的声音，给他带来的是宁静。问贝尔格利奥，他则想到了酒吧、跳舞、数钱的声音，哈哈，主的声音是市井的声音，热闹，并不宁静。剧情也由此开启传记，贝尔格利奥分享自己的出家路。本笃更了解他了，然而这时贝尔格利奥说完了，话声一转又提到了主让他退休，本笃谢绝了这一话题，提议今晚俩人搁置分歧，像兄弟一样相处，并开启了俩人可能有的最大共同话题，音乐，俩人相谈甚欢。

　　在这第二次谈话中，本笃显然认识到了贝尔格利奥信仰的坚定，理解了他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理解了另一派。深入群众，贴近市井生活，但仍然在践行基督的教义，恩慈——抽烟的时候，也是可以祈祷，也是会祈祷的。在这一晚之前，虽然本笃已有退位的决心，但没有考虑过让贝尔格利奥接手，甚至他还没退位，就是不想让最有可能接位的老对手接位，推翻他做的一切。但这一晚的交流改变了本笃原先的想法，这个人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在第三次谈话发生前，当天早上又一起新闻加重了本笃和教廷的危机，本笃不得不赶回罗马。这一事件加强了本笃退位的决心，以及可能也有让位于贝尔格利奥的心。在教堂里，本笃谈到了主给他的启示征兆，烛烟往下飘，并问贝尔格利奥有没见过类似的征兆。贝尔格利奥说在蒙召前，已经买了来的机票。这一巧合也是一个征兆，“我们都在天主的手中”，这一征兆加强了本笃让贤于他的决心，给了他鼓励，最终说出“你是合适的人选”。在这里，本笃从可以接受贝尔格利奥接位的可能，转变到如果不能确保接任的是贝尔格利奥，那么他就不会退位。

　　大局至此已定，俩人动机明确。本笃决心让贤，贝尔格利奥力辞，俩人力图说服对方。最终本笃成功说服贝尔格利奥。

演技表现

　　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乔纳森·普雷斯两位老戏骨的表演毫无破绽，浑然天成。乔纳森·普雷斯的贝尔格利奥作为下级态度谦卑，但真理面前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教宗，全程掌握主动，掌控对话方向，态度谦和，思维保守，话语直接有力，直击俩人冲突核心，毫无废话。愤怒时情绪转换自然，表情眼神到位，特别是“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这里放大了镜头，将面部表情、眼神完好地展示出来。后面泪室里的对话，谈到自己祈祷时毫无回应，天主沉默，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教宗又有一次爆发，气场十足。

愤怒的本笃，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犀利眼神

　　除了对话时的交锋，我还很喜欢这片中的两处沉默，无声中同样有极佳的演技表现。一是花园对话最后，本笃愤怒，说出“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俩人陷入一阵沉默，只听到夏日蝉鸣，本笃盯着贝尔格利奥，此处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犀利眼神再次展现。贝尔格利奥嘴角牵动，没有说出话，眨了几次眼，眼神向下了。然后本笃说“我不同意你说的任何话”，转身走开留下背影，贝尔格利奥以手捂嘴，轻轻摇头，望着本笃的背影，向另一方向走了。他抬头看树木蓝天，自己发呆。

面若死灰的贝尔格利奥，乔纳森·普雷斯的表情

　　另一次沉默是晚餐后在小客厅，本笃不与贝尔格利奥谈辞职的事，但几句闲话聊完，又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头无从开启，俩人坐在圆桌两端，各望两边，一时陷入沉默。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本笃，一会看着这边，一会看着那边，看看墙上的画，就是没有看向贝尔格利奥。一旁乔纳森·普雷斯的贝尔格利奥也是沉默，手足无措，小手无处安放，等待教宗开口。本笃是掌握话题的，过了一会才想好，打破沉默，从一个基本话题，聆听主的声音开始。

各自沉默

本笃的转变

　　在开始时本笃就是个严肃不苟言笑的老古板，但后面，他居然会开玩笑了——虽然是德式笑话并不好笑。他推开大门，接近人群。他被贝尔格利奥抱着学跳探戈。俩人还一起看世界杯，本笃居然跟着开始喝啤酒了。毕竟是德国男人。

　　啤酒，摇滚乐，确实是好东西。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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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

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

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

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

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

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

3 民事部门的责任

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