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孩子

一部扎心的片子。我们往往很少有机会去接触被公认为错的一方，比如反人类的基地或者isis，然而，当我们随着扛着的摄像机深入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原来他们就是一些有血有肉有信仰有理想的人（姑且不论他们的理想与行为的对错），一样是个慈爱的父亲，对孩子们权威又亲密无间，和最小的孩子玩睁眼游戏的那段温情地让人感动。然而，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又是如此不一样，以至于，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剧情片。那随处可见的战争痕迹，小孩嘴里轻松描绘的斩首，孩子们制作的土地雷，被炸断的脚，即将处死的俘虏，以及导演最后交代的大孩子的死亡，，，这哪里是正常的生活? 这就是一出悲剧。

人之所以有对错的观念，很大一个原因是共情，对亲人的爱是我们都能体会到的，然而对真主的爱我却很难理解，父亲把一切都归于真主，胜利、失败、荣耀、断腿、儿子上战场......当看到十几岁的孩子被自己的父亲送入训练营，子弹在孩子头边呼啸，被送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在大雾里，导演的旁白说出这个事实，对心灵太过于刺激，以至于看完电影有那么一点抑郁。

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胆识和电影语言都令人佩服，近距离的拍摄战场，拆雷，倒炸药，让观众把心都悬着，小孩制作的炸弹爆炸了，下一个镜头就是受伤的父亲，是在告诉观众，就是这些小孩，未来就是现在的父亲，不断循环制造新的伤害？

这部纪录片是第一次对恐怖分子进行近距离地观察和纪录。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叙利亚人，因为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他不得不离开故土，流亡德国。

2014年，他伪装成同情圣战的战地记者，混入了一个叙利亚北部的恐怖分子家庭，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半。

这部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豆瓣评分高达8.6。

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是恐怖分子——阿布·奥萨马。

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们。

但这样的爱，却因为他的极端主义思想，变得可怕。

他是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狙击手，同时也是扫雷专家。

阿布对孩子们的爱，与恐怖主义难解难分。孩子们的名字，全都和恐怖袭击或恐怖分子相关。有的孩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9·11的发生。

他最爱的大儿子，名叫奥萨马，是为了纪念基地组织的创始人本·拉登。

在他心中，对恐怖主义的狂热，与对儿子的爱，已经交缠不清，很难分开。

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待生命，异常残忍。他们日常的玩乐，和正常孩子也都不一样。

——比如杀鸟。

大儿子奥萨马抓了一只小鸟，把它交给弟弟哈塔布玩。

小鸟啄了哈塔布一口，于是，他们决定杀了这只鸟。完成之后，刚刚学会走路的哈塔布向父亲邀功：爸爸，我宰了它。

奥萨马开心地说着他们杀鸟的过程：

“我们把它的头压下来，砍掉，就像爸爸你对那个男人做的那样。“

还没成年的孩子，已经目睹过爸爸斩首“敌人”的画面，并以此为榜样，在动物身上练手。

通过杀鸟，阿布完成了对孩子的一次残忍教育。

——比如做炸弹。

模仿爸爸的工作，把炸弹埋在土里。

——比如打架。

因为有人骂了他的信仰，他就打回去。然后向爸爸告状，爸爸会教训那个冒犯真主的孩子。

而他们的爸爸——阿布，也为孩子们的残忍而骄傲。

他会跟朋友炫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看到女孩子出门，就会拿枪对着她，想要射她。

他甚至怂恿自己的儿子：如果看到女孩没戴头巾，就可以开枪射她。

尽管，这个小女孩是阿布的亲侄女，而且才刚刚2岁。

别以为是玩具枪，这些孩子拿来玩的都是父亲用的真枪。

阿布非常肯定，等孩子长大了，要把他们都送上战场。

或者不如说，他生这么多孩子，就是为了把他们都送上战场去送死的。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相信：

“每有一个孩子被杀死，将会另有一千个孩子出生。”

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价值观，全都源于他们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思想。为了实现他们狂热的“理想”，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同时，对自己的牺牲也毫不在意。

在一次扫雷中，阿布被炸掉了左脚。

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是“真主的旨意”，开始转作幕后工作——制作炸弹，继续为组织效力。

他也丝毫不动摇，继续把十二三岁的儿子们送到恐怖组织训练营，接受残酷的训练。

训练营里条件极其简陋，十几二十个孩子，挤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

每天的伙食，只有7颗枣，“喂蚂蚁都不够”。

而训练的内容，更让人震惊：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胆量，教官用真枪实弹，对着他们的头边射击，孩子们不能动弹。

万一不小心被射中，教官也不会对此负责。

在训练营，孩子们继续被灌输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思想，要他们追随基地组织。

训练结束之后，合格的孩子，会被挑选出来，送往更高的训练营，进行为期3年的培训。

接着，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会被送上前线，走上他们的父辈的道路，参加恐怖袭击。

最后，大儿子奥萨马表现出色，被选上继续训练。

小他一岁的弟弟艾曼则被淘汰，回家继续读书。

兄弟俩的命运，可能从此变得截然不同。

这时，导演也返回了德国，与这一家人分别。

02

影片上映后，得到诸多好评，入围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但导演塔拉勒·德尔基，却收到了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胁，可能从此再也无法踏上故土。

他以生命为代价拍出的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这些恐怖分子是什么样一群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这些人，可能和正常人一样，也有父爱、亲情。但对极端主义的狂热，扭曲了他们的正常情感，让他们可以送自己的儿子去送死。

而最可怜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们可能从小就缺乏基本的同情心，对生命极端残忍，也有很大可能，会走上和父辈相同的道路。

这样的死循环，才是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地方。

这样的死循环，有解吗？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儿子——扎克•伊博黑姆。

2014年，他上TED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恐怖分子的儿子，变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他的父亲是埃及裔美国人，因为策划恐怖袭击而被判刑、入狱。从小，父亲会带着扎克接触恐怖组织成员。这些人，他都亲切地称为叔叔。

还不到7岁，父亲和叔叔们，就会带他去打枪、训练，给他灌输很多关于种族、宗教的偏见。但在学校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和社会组织之后，扎克开始意识到，父亲所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一个人的种族、信仰、性取向，和这个人的性格没有任何联系。”

而最终，他也完成了对父亲道路的超越：

“暴力不是宗教或种族与生俱来的，儿子并不需要走上和父亲相同的道路。“

与此同时，伊博黑姆也提醒大家，伊斯兰信仰与恐怖主义不能画上等号：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群体，都会有一小部分人，对他们的信仰太过狂热，以至于认为他们应该用各种方法，让其他人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

这次新西兰极右翼恐怖分子对穆斯林的残忍行径，也让我们看到：

有问题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利用狂热的意识形态，把暴力行为和极端思想合理化的恐怖主义。

伊博黑姆的反省与超越，让我们看到了解开恐怖主义死循环的希望。

而这样的希望，即使在生长环境更糟糕的阿布的孩子身上，同样可以看到。

被哥哥问到为什么不一起去恐怖组织训练营时，艾曼回答：

“我更想去学校”。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比在训练营里更灿烂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这样平静的校园生活可以持续多久，但希望也许就藏在孩子心中埋下的爱与理性的种子。

在即将分别时，艾曼为即将去训练营的哥哥朗诵了一段课文：

“你要教我们什么是爱与快乐，因为那在生命中很重要。”

也许希望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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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我们远远未能清楚明晰地认识极端主义的全貌时，正有一些孩童，就在此刻，无从选择地成长于这被仇恨和杀戮所烙印的日常之中。塔拉勒·德尔基用他的镜头提供了这难以复刻的内部洞察——伪装作圣战支持者与叙利亚基地组织成员的家庭一同生活，记录下这些身为父亲亦身为“恐怖分子”、身为孩子亦身为“未来殉道者”的真实个体们如何成为了极端信仰荼毒之下的危险力量和牺牲品。本周六，我们将一起赏析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一同直面这部挑战纪实创作伦理的强力之作。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阿布·奥萨马在陪他最小的一个孩子玩耍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塔拉勒·德尔基的纪录片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使他命悬一线 Talal Derki’s Syria Documentary Of Fathers and Sons Has Marked Him for Death 采访者: 亚伯拉罕·利斯曼 (Abraham Riesman) 翻译 | shun,Celine编校 | 王竹馨, shun 本篇字数4505字，阅读需8分钟 在塔拉勒·德尔基(Talal Derki)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较为靠前的情节中，有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发现了一只鸟，把它拿给父亲看。父亲建议他把这只鸟杀了，好让家人分而食之。杀死这只鸟后，男孩回到他父亲身边，兴高采烈地报告这场屠杀。“我们把它的头按住然后砍了下来，”他对父亲说，“就像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父亲。” 这个男孩是奥萨马，他的父亲名叫阿布·奥萨马，是叙利亚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一名战士。德尔基的这部纪录片于11月16日上映，它讲述了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庭以及一群好杀嗜血的暴徒；这对父子与杀手为伍，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正值焦灼之时，穿行于叙利亚北部明火执仗的炼狱当中。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德尔基，这位已逃离战乱定居柏林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伪装成支持圣战的纪录片导演，经年来赢得了努斯拉阵线战士们的充分信任。最终的成片表现出诡异的冷静，不经意间令人瞠目结舌，它揭示了是什么促使普通人最终变成了献身于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在最近的一次纽约之行中，我们采访了德尔基，谈论了不同寻常的拍摄过程，见证年轻男孩们被训练成刽子手，以及这部影片如何使他——并持续使他——命悬一线。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你是如何找到影片的主人公阿布·奥萨马的？ 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我一直在调查叙利亚的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是ISIS和努斯拉阵线的中心，所有的圣战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他们都聚集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地方。我有很多得力帮手。我把我要找的人物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后来先是找到了这群孩子，在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努斯拉阵线的战士之后，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在努斯拉阵线内部的联络人和我一起去见了那个父亲，他们说服了他参与拍摄这部影片。 然后你跟他说你是努斯拉阵线事业的认同者？ 我这样做是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否则，他们不会让我接近的。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不同的技能来到叙利亚。所有这些恐怖组织就由他们逐步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你去到那里，说你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长大，没能正确地习得自己的宗教，现在你想矫正所有的错误，为圣战做贡献。我说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他们对此确信不疑。他们给我支持，让我跟他们联络，准许我接近，而且未曾伤害我。但一旦他们对我起了一丝疑心，我就可能有去无回。如果他们对我有任何怀疑，而我人还在叙利亚，那这一切都会完蛋：不会有这部电影，也不会有我了。如果技术人员翻看我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通讯记录和背景，以及我的真实身份。我是非信徒，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这对他们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他们怎么会轻易地相信呢？ 这也是我在那期间一直有的恐惧。我在叙利亚境内外进进出出工作了两年半，就像个杂技演员。我必须打造出这样的形象，让他们信任我，对我不起疑心，同时让我可以在那里拍摄影片。所以我既得是演员，又得是导演。 所以你是在战争前线和柏林的家之间来回奔波么？ 在这两年半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带着摄影机待在那里。330多天。 摄制组有多少成员？ 在那个村子里我们一共只有两个人。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是摄影师。

所以那位摄影师也得装作是努斯拉阵线的支持者吗？ 不，不用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跟他们是同一立场的，他真心支持他们。不过他很胆小，他反对暴力，从没使用过任何武器。我在我之前的作品项目中教过他怎么使用摄影机。圣战愈演愈烈时，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虔诚。现在他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是在拍什么样的电影。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在动身前往努斯拉阵线训练营前拥抱他的弟弟艾曼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对这位你教过的摄影师撒了谎，你会感到内疚吗？ 不。我也没得选。我需要把这部影片拍出来。我不是个透露别人信息的间谍探子，说“轰炸这儿”之类的话。我只是和这个家庭同住在一个村子里，想从心理上理解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成长的。我没有在批判什么。我只是为了解开观众和我心中的疑问而去捕捉了一些瞬间。 解开了你怎样的疑问？什么事是你在拍了这部影片之后才明白的？ 我知道了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动机，和整个事情的关键。我明白了我们要如何防止这样的事在未来发生，明白了暴力的循环，我知晓了战争的遗存是什么，明白了他们的信仰，以及信仰背后的神话。我将其称之为“神话”，而他们称它为神之戒律。去了解这些人的身份，那些封闭的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以及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恐怖分子。这就是我们能将其攻破的方式。这是一场针对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群体。他们没有名字，他们自愿求死，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为真主而死。做一个殉道者。然后新的一代承袭此业，世世代代，前赴后继。所以我的困惑是，我要如何能捕捉到他们足以招致他人为此殉道的驱动力所在呢？ 所以说是怎样的驱动力呢？ 有很多方面，但我认为其中最危险的是第三世界的教育状况。学校里的暴力，家里的暴力——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人们在某个时刻拿起武器。我们无法让人抛弃信仰。人们需要信仰，因为那是对身后之事的寄托。我们不能摆脱宗教。但我们能做的是使宗教和社会摆脱暴力。当你成长的环境里学校有严格的规定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任何违反这样规定人都要受到审判，即使是他们的父母，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慢慢地，慢慢地，即便国家陷入混乱，人们也不会兵戎相见。他们会成为反对暴力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成人的。 在战争前线和你在柏林的新家之间来回奔波，这是相当不易的吧？ 真的很糟糕。非常可怕。尤其是回到柏林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影子，一个鬼魂。当你知道自己可能遇害时，你不可能感到安心。你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即使你知道自己身处欧洲，或者一个月后就可以去往欧洲，但是，仍然可能会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现在拍摄结束已有两年，我还在恢复中。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我。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我没有心力再冒一次这样的险。因为这种风险……并不是说我身在前线的风险。我具备拍摄的技术也了解基本情况，知道那里会有狙击手，知道时而会有子弹和炸弹横飞。相较之下，清楚地知道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或许会逮捕你，结果你的生命，则是更艰难的考验。[导演卷起右臂的衬衫袖子，露出手腕上的环状纹身。]我纹了这个纹身，警示自己不要再回去。 因为纹身是禁止的，如果他们看到了你的纹身就会知道你不是虔诚的信徒？ 是的。我知道这是阻止我自己回到那个危险之地的唯一方法。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独自在训练营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努斯拉阵线的人有没有差点揭穿你的谎言的时候？ 没有。从来没有。甚至在拍摄结束后，阿布·奥萨马还和我进行过沟通。2017年，我在圣丹斯电影节参加一个资助项目，我告诉他，“请不要再联系我，因为德国的特勤局正在调查我在叙利亚的事情。我必须拉黑你所有的账号，包括你和你的朋友们，直到一切都安定下来。”他回答说，“好的，当然，阿布·尤瑟夫”——这是我的化名——“别担心。等你觉得安全了再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听说他刚刚死了。今年10月17日。就在两三个星期前。 哦天呐，阿布·奥萨马死了？ 是的，当时他正在拆除一个汽车炸弹。有一段视频，有人拍到了他被炸弹炸死的那一刻。 你看过那段视频了吗？ 我看过了。虽然距离很远，但能看得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部电影即将公映，你会不会担心努斯拉阵线的人来追杀你？ 有些我不认识的人给我发来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恐吓或是威胁我。他的两个兄弟在威胁我，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有些人会突然给我发信息——他们是圣战分子——他们会说，“你没有权利发布这部电影。” 你会因此担忧吗？ 当然会。我已经不接受阿拉伯语的采访了。 你有安全防护吗，有没有安保人员或之类的？ 没有，这都没什么用。如果是些周围的邻居或是你所在地区的人，安保或许可以防住他们。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想做什么的话… 他们会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与此同时，我不想活在恐惧中。我是一个影像创作者，一个艺术家。自由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寻求保镖的保护？让警察守在家门口？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想聊聊影片中一个具体的场景。有一段是一群小男孩制造了一个临时炸弹，然后他们开始用它玩耍——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你内心总是需要做这样的判断：你是一个目击者，还是一个应该做些什么、主动干涉其中的人？我通常都会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但到了某些时刻，我会想，好吧，我得把这些拍下来。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人们应该知道。当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时，他的孩子都会玩些什么？他们的玩具会是什么？只不过，我会让他们把炸弹放在塑料瓶里，而不是玻璃瓶里，以便降低它的伤害性。拍摄这一幕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比拍摄其他任何场景时都要飙得高。这就是村里孩子的游戏。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拍下来。我得把这个画面放进电影里。因为人们应该知道。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上古兰经课程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在拍摄过程中，你最感到害怕的时刻是什么？ 很多这样的时刻。我可以告诉你，整个过程都非常可怕，特别是去年我开始在集训营拍摄的时候。 哦，你是指那些年轻男孩被送往的努斯拉阵线训练营？ 是的。在那里，我不再跟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而是和一个战士、斗士、圣战分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我必须在早上起来祈祷后决定呈现一个怎样的自己。因为人们会来询问我的背景和我所做的事。我必须一直保持清醒，并展示出始终如一的自己。一个很小的错误就可能会毁掉一切。 那些男孩们在训练营时，训练员会一直拿着一杆步枪朝着他们身边开火，以训练他们克服恐惧。你有没有看到过男孩们当中有谁被子弹击中？ 没有，没有过。至少据我所见，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这种情况确实常有发生。我没看到过，但这样的事是有的。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尽力避免呈现直接的暴力场景。除了他们宰羊的那一幕。 那个他们祭祀宰羊的场景，你为什么会选择把那个片段放进来？ 因为需要这样见血的时刻。这是他们献祭牺牲的时刻，而“献身”就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父亲献祭着他的儿子们，即使他对他们也怀有爱意。 这部影片在阿拉伯世界反响如何？ 实际上反响不错。那里的电影节规模很小，多是对社会的病态现状有所理解的人们参与的，他们知道这部作品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不仅仅是针对圣战，还是对于父权心态、男性力量的深刻批判。这是我们社会中以“父亲”这个角色为代表的男性力量的独裁统治。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一家之主, 阿布·奥萨马, 向摄制组介绍男孩们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那战争结束后你还会回去吗？ 不会。我自己吗？不会的。我的电影已经给我招来了太多敌人，而且是很危险的敌人。人生苦短，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东西。我已经 40 岁了，我不想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你现在在忙些什么？ 我在为我的朋友制作一部叙利亚纪录片。这个项目还蛮有趣的，我们会聊到它的。我还想写虚构剧本。我脑中有些构思，也想要实现它们。 是关于叙利亚的吗？ 不是的。我说过，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在研究神话，拍史诗片。像《重返霍姆斯》(The Return to Homs, 2013)、《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和即将完成的作品，都是关于神话的，关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特别的人。 你要如何找到希望呢？ 在我和我儿子一起玩的时候时常会感觉到，这就是我一生所求了。我们可以奔跑、玩耍，我能看着他的笑容，一起观察大自然。我不确定希望在哪里，但我们需要继续为之奋力，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值得更好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平复些许艰难，减少发生的悲剧。但若是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计划……你就会迷失并坐以待毙。你不会再进一步，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这些就是奋力的意义：希望。

“哪怕在世人眼里题材再黑暗，拍摄对象再不堪，我仍相信每一位导演都是怀揣着去找寻无尽黑暗中最后一星光亮的梦想去拍摄的。他们就是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文明，用手中不大的摄像机盗取太阳神车的圣火。哪怕很可能被火焰灼伤。”

这是徐捷的论文《真实的陌生感——浅析独立纪录片的力量来源与现实困境》结语中的语句。说实话这篇论文真的很烂：一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如同二流营销号使用的煽情修饰话语，显得写作态度可疑。但某种程度上，用这段话来形容《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导演Talal Derki再合适不过。这位“盗火者”带给我们的，是每个文明社会的成员不曾经历甚至无法想象的恶毒的火苗。而使我们颤栗的是，我们内心深知这样的不义与邪恶真实存在，和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实

越是逼真的噩梦，越会使我们感受到恐惧。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永远畏惧于“未知”，这也是所有恐怖片一直在表现的主题。但唯一比“未知”更加令人恐惧的，则是“真实”：同未知的不可预期性带来的缺乏安全感不同，真实的恐惧所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躲避的恐惧。

《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底色，是一种粗粝的真实。创作者带着摄像机同Al-Nusra（部分媒体译作努斯拉阵线）的创始人 Abu Osama 一家一起生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生活，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这位恐怖分子的孩子们，记录着这些本该是孩童的生命，如何被极端思想左右，如何成为新的恐怖分子。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12岁的Osama，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时，便冲着镜头开朗地一笑。但同样是这个开朗的男孩，在不久之后就同兄弟一起虐杀了一只小鸟。杀死鸟儿的Osama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把它的头割了下来，就像爸爸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

面对镜头开朗的Osama

被虐杀的鸟儿

围坐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模仿着周围的成年人自己制作炸弹。一个矿泉水瓶配上各种化学原料。孩子们开心地看着自制炸弹在沙地中爆炸。

围坐在一起制作炸弹玩耍的孩子们

同样是Osama，面对着失去左腿的父亲，会伤心地哭泣，会一个人在野外出神，认真思考的脸上写着的则是悲怆。可他最终再次走上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道路。从最开始会在夜里抱怨教官对自己太严厉的孩子，成为了拿上枪熟练的“战士”。

被训练成“战士”的孩子们

以上这些镜头基本上都没有过度血腥残忍的画面，可每个人观看之后，感到的都是令人后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可怕的事情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正是纪录片所特有的这份‘“真实”，塑造了最高级的恐惧感。

他是恐怖分子，也是父亲

很难说Talal Derki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对于Abu Osama的定位究竟是恐怖组织的创始人，还是孩子们的父亲，但至少从纪录片最终展现的效果来看：在受众的眼里，他既是一名父亲，更是一名恐怖分子。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作为恐怖分子，更加可怕；作为父亲，更加残忍。

诚然，作为父亲的Osama对自己的孩子时常流露出温情的一面，特别是抱着小儿子玩耍的镜头，会使很多人为之动容。Talal Derki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作为父亲的Abu Osama，深切而真诚的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样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为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继续去战斗。

同孩子玩耍的Abu Osama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这都是一种违背所有现代文明的共有的价值观的做法，作为父亲，Abu Osama有着一整套自洽的、混合着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站在任何现代文明的角度，这都是一名无比残忍和可怕的父亲。

纪录片的职责是记录，不应带有立场，但成功的纪录片一定会使观众思考，使受众有自己判断和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片没有任何正面指责恐怖组织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再成功不过了。

纪录片的结尾说到，Ayman和自己的兄弟Osama由于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渐行渐远。

而纪录片创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的“盗火者”Talal Derki带给我们的影像告诉我们，被极端思想左右的人民和土地，正在同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影片最后导演叙述那段话，“这场战争会持续很久很久，圣战者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这就是他们自认为的生存价值，传给他们的孩子，一代又一代的用这种极端恐怖的思想传承下去，他们追求的一个公正的哈里发国，他们认为战争会让他们走到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这种思想多么的荒谬，很难想想把所有孩子按这种恐怖主义培养出来，他们真的成功了会如何建造出一个公正的国家，这很可笑，这些人不惜付出生命，送出自己的孩子，割舍亲情，是为了那些达不到而且没有结果的目的，这就造成了，这种恐怖而悲哀的世界。

年老的恐怖分子跟年幼的男孩子们在家里其乐融融，却以真主和父爱的名义把男孩子们送上战场……因为他相信：一个孩子就算牺牲，会有成千上万个孩子出生！

男孩子们捡了一只鸟，就因为这只小鸟咬了其中一个男孩子的手指，他们就把这只鸟砍头了，还把鸟的尸体拿给父亲看，男孩子说：爸爸，因为这只小鸟伤害了我们的家人，我们把这只小鸟砍头了，就像你当初对那个男人做的一样……

每天接受父亲恐怖思想灌输的男孩子们对着载有学校老师的长途客车破口大骂并扔石头，并且对家里的女性亲属及其不尊重。

年老的恐怖分子这群人抓住了一群政府军人，并质问他们为什么为政府工作，尽管这些政府军人拼命解释，仍然逃脱不了被处决的命运，有些人落下了恐惧的泪水，有些人面无表情，其中一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少年……

世界上没有天生就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孩子就是一张张未写字的白纸，如果没有人给他们以正确的引导，他们只会重走父辈的老路，成为所谓宗教圣战的炮灰。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只能庆幸，幸好我出生在中国！